四庫學二十年—— 以《四庫全書總目》研究為中心 周積明

乾隆五十二年，1781年，南北七閣四庫全書全部完成。乾隆六十年， 1795年，《總目》浙本、武英殿本相繼刊刻成書。從1781年到2016年，是229年，從1795年到2016年，是221年。二百多年來，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四庫學展開研究，發掘它的奧秘，探索它的文化世界，產生了豐富多彩的研究成果，並由此開闢了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四庫學”。

四庫學有二百年的歷史，但是，今天的發言則定位為四庫學二十年，原因有二。

第一，1998年，臺灣淡江大學和故宮博物院聯合召開了“兩岸四庫學——第一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這是兩岸舉辦的第一次四庫學研討會。當時參加這次會議的大陸學者有黃愛平老師、杜澤遜老師、羅琳老師，還有十分年輕的劉薔。十八年過去，杜澤遜老師、劉薔老師雖然依然年輕，但都已經成為大陸四庫學的中堅力量，擔負起重任。因此，我所謂的“四庫學二十年”，就是想討論從1998年臺灣“兩岸四庫學”會議到今天嶽麓書院的“中國四庫學高層論壇”，我們的四庫學取得了什麼樣的進展。

第二，2000年，我在《清史研究》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四庫學：歷史與思考》，文章對四庫學進行了回顧，也提出了展望。從2000年到2016年，也是一個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單元。

基於如上兩個原因，我以“二十年四庫學”作為今天報告的題目，重心則在《四庫全書總目》研究。

如果對二百年的四庫學歷程加以回顧，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民國時期，這一時期，四庫學領域湧現一大批大家，出版了一批四庫學的典範性著作。據林慶彰主編《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民國時期的四庫學論著達 275種。著名者如餘嘉錫的《四庫提要辨證》，張舜徽的《四庫提要敘講疏》，陳垣的《四庫全書總目考異》，楊家駱的《四庫全書通論》、《四庫大辭典》、《四庫全書學典》，胡玉縉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任松如的《四庫全書敘》、《四庫全書答問》，鄭鶴聲的《四庫全書簡說》，王重民編纂的《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以及《四庫抽毀書提要稿》，黃雲眉的《從學者作用上估計四庫全書之價值》，郭伯恭的《四庫全書編纂考》，葉德輝的《四庫全書總目版本考》。這些論著奠定了四庫學雄厚的基礎。

80年代末——90年代，四庫學復興。在大陸，崔福章的《四庫提要補正》，李裕民的《四庫提要訂誤》，楊武泉的《四庫全書總目辨誤》，劉遠遊的《四庫提要補正》、夏定域的《四庫全書提要補正》、喬治忠的《四庫全書總目清代官修史書提要訂誤》等等論著問世，黃愛平老師的《四庫全書纂修研究》與本人所著的《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也在這一階段出版。這一時期，可以說是四庫學繼往開來的過渡期。

第三階段，也就是近二十年來，四庫學發展迅速，空前活躍。兩大標誌可以呈現這二十年的成績。

一、 大量新資料的出版和發掘

四庫學的基礎是文本研究。這裏說的文本，包括四庫全書，也包括四庫全書總目。上個世紀80、90年代，四庫學研究的基本文本，主要是文淵閣《四庫全書》，以及文淵閣《四庫全書提要》。而這二十年來，文津本、文溯閣的《四庫全書提要》相繼出版，文津閣、文瀾閣的《四庫全書》也相繼出版。不同閣本的《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的出版，使今天的學者能坐集四庫學的基本資料，從容進行不同版本的比勘，這是近二十年四庫學的極大突破。

除了四庫全書與四庫全書總目不同閣本的出版外，近二十年來，四庫學在文本上有二個重大發現。一個是天津圖書館所藏紀曉嵐刪定《總目》殘稿本影印出版；一個是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影印出版，這二個稿本的發掘和現身，是近二十年四庫學的最大創獲，其間，夏長樸先生和李國慶先生居功厥偉。關於這兩個稿本的價值和意義，夏長樸先生、崔富章先生、劉浦江先生、李國慶先生皆有深入的討論和研究，此處不加贅述。至此，目前已知的《總目》稿本共有五種。 就稿本年代而言， 幾乎覆蓋了從乾隆三十九年至乾隆末年《總目》編纂的各個階段。通過研究這些稿本， 學術界可以對《總目》長達二十餘年的編纂過程有更加深入的瞭解和認識。這是近二十年來“四庫學”的重要成績。

二，重量級研究成果相繼湧現。

近二十年，四庫學的重大進展不僅在新資料的發掘、發現和出版上，更在於湧現出了一大批生氣勃勃，又有深厚學術功力的青年學者。山東大學杜澤遜曾和我一同參加1998年臺灣“兩岸四庫學”研討會，我當時就感覺到他身上的學術潛力。在2000年發表的《四庫學：歷史與思考》中，我在談到《總目》的“存目”研究時，曾評論說：“關於‘存目’的研究，不能不提及山東大學杜澤遜副教授。杜氏年齡雖輕，卻在‘存目’上考索甚深。其所著《四庫存目書進呈本之亡佚及殘餘》、《四庫存目書進呈本知見錄》、《四庫存目標注》等，皆有專門之學的意味，令人注目與期待。”果然，2007年，杜澤遜出版了《四庫存目標注》，沒有深厚的學術功力與刻苦治學，完成不了這樣的宏制巨篇。武漢大學的司馬朝軍也是四庫學領域中的出色學者，他所著的《〈四庫全書總目〉研究》和《〈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份量厚實，對四庫學有重要貢獻。此外，魏小虎的《四庫全書總目匯訂》，陳曉華的《“四庫總目學”史研究》，也都是這一時期的有影響之作。

在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的比勘上，二十年來也屢有成果出現。有代表性的是1997年中華書局出版的由鄧洪波先生整理的《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該書以文淵閣武英殿本為底本，參校浙、粵本及文淵閣庫本提要，並吸收了近二百年的研究成果。對於“四庫學”無疑是有貢獻的。延著這條路線。2016年，江慶柏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四庫提要匯輯匯校匯考”立項獲批，承擔該專案子項目的有黃愛平、杜澤遜、陳曉華、劉薔、漆永祥等國內四庫學的一流學者，這一專案的完成，將以集大成的方式完成四庫提要從整體到細部的研究，成為四庫學領域中極具標誌性的成果。我們將矚目期待。

近二十年來，關於四庫學的工具書也產生諸多重要成果。2013年8月，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了由甘肅省圖書館、天津圖書館聯合編輯的大型工具書《四庫全書研究論文篇目索引》。該書以年代為序，收錄了1908—2010年發表在國內外期刊、報紙、論文集、個人專集、不定期出版物、學位論文中有關《四庫全書》研究的近5000餘篇論文篇目，資訊完備，著錄規範。陳俞靜編輯了《〈四庫全書總目〉研究論著目錄》，囊括了中國內地、臺灣、香港、澳門以及日本等地的《總目》研究成果，分“著作”、“碩博士學位論文”、“著作和碩博士學位論文中的相關部分”、“期刊、論文集和會議論文”、“網路文章”等五個部分。每部分各以時間為序進行編排，時間下限為2013年6月。湖南大學嶽麓書院為這次會議準備的四庫學研究論文集，《百年四庫學回望》，也為讀者呈現了近百年四庫學研究的概觀。

臺灣地區的四庫學也在這二十年有新的進展。上個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故宮博物院昌彼得副院長、淡江大學吳哲夫先生，中研院林慶彰、楊晉龍先生，臺灣大學夏長樸先生，都是四庫學的大家。本世紀以來，一方面，前輩學者繼續做出重要貢獻，如夏長樸先生對於《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的發現，以及對於紀曉嵐刪定《總目》殘稿本和《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的解讀，都非一般學者所能為；另一方面，年輕一代學者以新的視角貢獻出新的著作。如龔詩堯的《〈四庫全書總目〉之文學批評研究》，莊清輝的《〈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研究》，曾守正的《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都是臺灣地區四庫學的出色著作。

我在十六年前的《四庫學：歷史與思考》一文中，曾經把四庫學的研究方向分為三類：一是“四庫學”的文獻研究；二是“四庫學”的史學研究；三是“四庫學”的思想文化研究，並認為，三類之中，“四庫學”的思想文化研究是最薄弱的部分。而在這二十年中，四庫學的思想文化研究的成果大量湧現，“四庫學”的文獻研究和史學研究更強勁發展，可以說，四庫學的三方面成果皆煥然可觀，成績可贊可點。

二百年來，四庫學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但研究的深入也在不斷提出問題。我在十六年前的《四庫學：歷史與思考》一文中提出，“深化四庫學研究，必須提升研究者之“學” 的意識，宣導從“四庫學”的宏觀視野去思考問題、開掘課題。但是，對於什麼是四庫學，我們可能還缺乏一個明晰的認識。比如，陳曉華提出了“四庫全書總目學”的概念，四庫學和“四庫全書總目學”是什麼關係？並列？從屬？不得其解。再如，如何評價《四庫全書總目》中的思想？按照阿爾都塞的國家意識形態學說，《四庫全書總目》無疑體現了乾隆朝的國家意識形態，但是，一味強調乾隆意志對《總目》的滲透也容易走入誤區。否則，我們就難以理解為什麼《總目》對於胡銓“面對梨渦深有情”持一種諒解的態度，和非官方的袁枚持相同立場；對於呂希哲面對轎夫溺死而不動心持一種樸素人性論的批判態度，而這樣一種批判，又接續南宋黃震明代張吉一直到清代袁枚以常理常情批評呂希哲不動心的思潮。正如德國詩人歌德在詩劇《浮士德》中所說：理論通常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四庫學正是以它的不斷發展不斷開拓，向我們提出新的挑戰。而我們的任務則是回應這些挑戰， 張大“四庫學”的旗幟，使“四庫學”真正成為一門“顯學”。

1991年，筆者在《文化視野下的< 四庫全書總目>》的全書結語中曾引述著名作家孫犁關於《四庫全書總目》文化價值的一則論斷。孫犁確信：

隨著年代的推移，《四庫全書總目》的價值將越來越高， 百代以後，它一定會成為中國文化的經典著作。

今天湖南嶽麓書院召開“四庫學高層論壇”的價值和意義正在孫犁先生的預言中煥發出獨特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