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舜徽先生的四庫學研究 周國林 邱亞
摘 要：成書於1947年、刊行於1988年的《四庫提要敘講疏》，是張舜徽先生早年在大學講授《國學概論》時所編的教本，也是張先生四庫學研究的重要著作。該書首取《四庫提要》本書以相申發，次采史傳及前人舊說藉資說明，最後自抒所見以論列得失。該書以講疏的形式對《四庫提要敘》進行全面的解析，不僅為《四庫提要》研究探索了新的路徑，也為後世探討國學的定義與範圍提供了有益的參考。
關鍵字：張舜徽；四庫提要敘；四庫學；國學
張舜徽先生（1911-1992），湖南沅江人，著名歷史學家、歷史文獻學家。他一生治學領域廣泛，涉及經、史、子、集四部，雖不以四庫學名家，但他的四庫學研究成果卻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目前，學術界對張先生《四庫提要敘講疏》（以下簡稱《講疏》）一書已有所論述，而全面總結張先生四庫學研究成就的文章尚不多見。筆者願對此略抒己見，在分析《講疏》的基礎上，結合張先生其他論著中有關《四庫全書》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重要論述，全面探討張先生的四庫學研究成就，以供關注張先生學術思想與四庫學研究的學者們參考。
一、探討《四庫全書》的編撰與《四庫提要》的作者問題
《四庫全書》是我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部叢書，張先生在重視其價值的同時，指出它的實用性不足：“餘弱齡旅居北京，日往北海圖書館讀書。嘗以趙斐雲（萬裏）之介，得入庫觀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後偕謝剛主（國楨）遊杭州，又得摩挲文瀾閣藏本。以為此可壯觀瞻，無裨實用，未嘗重之也。以實用言，則四部常見之書，士子但得後來精刊、精校、精注之本，固勝於此種手寫本遠矣。其中稀見之書、世無刊本者，為數甚少，非人人所必讀。”又認為清人在繕寫《四庫全書》時存在不少缺脫舛訛：“即以乾隆時修此書時，雇公繕寫，期於畫一，日課有程，積年始就。但求書法整齊，裝璜精美，而書中之有無錯字訛體，未暇詳校也。稽之當日文獻記錄：乾隆五十二年六月，駐蹕山莊，偶閱文津閣書，見訛錯者連篇累牘，因令皇子及扈從諸臣計日校閱，得三分之一，並令在京皇子大臣派大小臣工二百餘員重校文淵、文源二閣書。由此可知《四庫全書》寫成之後，其中文字之訛誤舛脫，至為驚人。乾隆帝在避暑熱河時，偶爾翻書發現，始下令進行校對。此乃行之一時，為期甚暫。斷未能組織人力，假以歲月，對七部《全書》進行細校，以復古籍舊觀也。”
張先生還進一步探討了清廷編撰《四庫全書》的用意，他認為其目的主要有二，一是為了羈縻知識份子：“歷代開國之初，莫不設館修書，而宋世為尤盛。……可知諸書之修（指《太平禦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諸書——引者），原以籠絡才智之士，廣其卷帙，厚其廩餼，使卒老於文字間耳。大氐往世天下甫定，莫不大興文教，以安攜貳之心，按之舊事，莫不皆然。若唐貞觀之尊崇儒術，清康、乾之纂修群書，規為浩大，致效尤弘，足以媲美宋初，而用心則無不同，後先相師，如出一轍。”二是為了查禁圖書、控制思想：“封建統治者最毒辣的手段，表現於‘有意識的摧毀’，便是用‘稽古右文’、‘採訪舊書’的幌子，來施行查禁圖書的政策。每逢改朝換代之後，新的統治者顧慮到前朝野史、筆記、詩文之內，包含了不利於己的思想言論，不趁早禁絕，不獨有損新朝的尊嚴，也無法鞏固自己的權位。事實上非進行一次圖書大檢查不可。但是為了避免後世唾罵，不敢明目張膽地去燒書，只得標立一好聽的名目，來愚惑人民，掩飾自己的罪行。我們只拿清代乾隆間修《四庫全書》來看，便可證實當時所燒毀的書籍，是多麼嚴重！……所以《四庫全書》告成之日，也正是古代文獻散亡最多之時。”
至於《四庫提要》的作者，清末李慈銘稱：“《總目》雖紀文達、陸耳山總其成，然經部屬之戴東原，史部屬之邵南江，子部屬之周書倉，皆各集所長。……耳山後入館而先歿，雖及見四部之成，而《目錄》頒行時，已不及待。故今言四庫者，盡歸功文達。然文達名博覽，而於經史之學實疏，集部尤非當家。”張先生不贊同李慈銘的說法，他指出《四庫提要》可以視為紀昀一人之著作：
乾隆中,修《四庫全書》,昀與陸錫熊總其成。錫熊後入館而先沒,始終其事者,以昀力為多。朱珪稱昀館書局,筆削考核,一手刪定；為《全書總目》，襃然巨觀。……朱氏與昀同年進士,又為修《四庫全書》時總閱官,乃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為昀一手所成。”當不誣也。……觀昀自道有曰:“餘於癸巳受詔校書,殫十年之力,始勒為總目二百卷，進呈乙覽。 以聖人之志,藉經以存；儒者之學,研經為本。故經部尤纖毫不敢苟。凡《易》之象數義理,《書》之今文古文,《春秋》之主《傳》廢《傳》,《禮》之王鄭異同,皆別白而定一尊,以諸雜說為之輔。”……據此,可知當日《總目》之分類,類序之撰述,以及斟酌損益、輕重先後之際,皆昀一手裁定,而尤致詳於經部。昀視此二百卷之書,為一己之著作,固明甚，他人又奚從謂為不然耶。蓋當日撰述提要，雖有戴、劭、周諸君分為撰稿，而別擇去取、刪節潤色之功，則固昀一人任之。亦猶涑水《通鑒》，雖有二劉、范氏分任撰述，而後之論者，必歸功於司馬光耳。
清廷編修《四庫全書》、撰寫《四庫提要》是當時政治、學術上的大事，對清代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張先生將其對清學影響歸結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四庫館開，促進了輯佚事業的發展：“輯佚之業，創自宋人。至清世而斯業稱盛，乾隆中修《四庫全書》，實有宣導之功。始安徽學政朱筠奏請開館校書時，即建議從《永樂大典》中搜輯佚書。高宗可其奏，當即派員校核《永樂大典》，並決定編纂《四庫全書》，可知修書之始，即與輯佚相結合矣。……今《四庫全書總目》中標明‘《永樂大典》本’者，皆是也。……而此種輯佚之法，遂為學術界所師效，並推廣其範圍，成為叢書式之輯佚總集。若嚴可均所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七百六十卷，王謨《漢魏遺書鈔》四百餘種，黃奭《漢學堂叢書》二百五十餘種，皆洋洋巨觀，遍及四部。其他卷帙較少者尚多，不煩悉數也。”另一方面，《四庫提要》的寫作，對乾嘉學派的興起有著重大影響：“紀昀校理群書，寫成《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投下了很大精力，苦心考慮了一番的。在整理文獻的工作上，貢獻巨大。特別是提倡實事求是、講求樸學的精神，激勵了當時的士大夫。恰值康、雍、乾三朝大興文字獄之後，學者們相率不敢研究近代史，又不敢談論時政，為了全身避禍，只得將心思才力集中到窮經考古方面去了。乾嘉學派的興起，各種專門學術研究的取得成就，和紀氏宣導之力是分不開的。”
二、採用“講疏”的方式解析《四庫提要敘》
張先生不僅就《四庫全書》的編撰與《四庫提要》的作者等問題發表了見解，還對《四庫提要敘》進行了疏證。《講疏》完成於1947年，刊行於1988年，是張先生四庫學研究的重要成果。該書主要做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疏證《四庫提要敘》的觀點。《四庫提要敘》論述經史子集各部學術源流，莫不高屋建瓴、簡明扼要。也正由於語言凝練，不經過訓釋，初學者不易理解其內容，於是張先生作了一番疏證的工作。如《四庫提要·經部總敘》在論述魏晉以至唐宋的治經風氣時說道：“王弼、王肅稍持異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趙，以及北宋孫複、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張先生作按語如下：
此言自魏晉以至唐宋，治經風氣流於泛雜之弊也。漢儒說《易》，多主象數。魏王弼注《易》，排擊漢儒，自標新學，乃趨於專言名理。漢末經生，多宗鄭玄之學。王肅獨不好鄭氏，為《詩》、《書》、《禮》、《論語》、《左傳》新注以敵之。唐初孔穎達撰集《五經正義》，賈公彥述《周禮》、《儀禮》疏，亦時出己見，於舊注不為苟同。啖助、趙匡說《春秋》，與三傳立異，啟廢傳解經之漸。至宋孫複撰《春秋尊王發微》，劉敞撰《春秋傳》，逞臆見說《春秋》，務以攻擊三傳相高，而穿鑿煩碎之弊日生，此其所以雜也。
通過補充史實，張先生疏解了《四庫提要敘》的觀點。對於《四庫提要敘》中的弘通之論，張先生則予以了表揚。如《四庫提要·樂類敘》說道：“大抵樂之綱目具於《禮》，其歌詞具於《詩》，其鏗鏘鼓舞，則傳在伶官。漢初制氏所記，蓋其遺譜。非別有一經，為聖人手定也。”張先生稱讚道：“此說明通，足成定論。《漢書·藝文志》曰：‘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漢書·禮樂志》注引服虔曰：‘制氏，魯人，善樂事也。’樂事，即指‘鏗鏘鼓舞’而言。舉凡聲樂之節奏，歌詠之高下皆是也。悉賴傳授演習而後得之，非可以言語形容者也。故為之者，但能各效其技而不能自言其義。《漢志》所雲‘世在樂官’，與《四庫總目敘》‘傳在伶官’之語意相同，即荀子所謂‘不知其義，謹守其數，父子世傳，以持王公’者也。其不能筆之於書以成一經，固宜。”
第二、糾正《四庫提要敘》的錯誤。《四庫提要敘》的論斷大體精審，但也有疏漏之處。如《呂覽·察微篇》，《四庫提要·孝經類敘》誤為《呂覽·審微篇》；《楚辭》，《四庫提要·四書類敘》誤為《楚詞》；《新唐書·藝文志》著錄起居注三十八部，《四庫提要·編年類敘》誤作二十九部；《七略》的作者為劉歆，《四庫提要·譜錄類敘》誤以為作者是劉向。
除了有篇名、書名、部數、作者等史實性的錯誤，《四庫提要敘》中的不少觀點也值得商榷。如《四庫提要·法家類敘》稱：“刑名之學，起於周季，其術為盛世所不取。然流覽遺篇，兼資法戒。觀於管仲諸家，可以知近功小利之隘；觀於商鞅、韓非諸家，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鑒彼前車，即所以克端治本，曾鞏所謂不減其籍，乃善於放絕者與！”張先生不同意此種觀點，他在《講疏》中辨證道：“此儒家正統之見，未足以為定論也。諸子之言，皆主經世。各有所偏，亦有所長。苟能取其長而不溺其偏，自能相輔為用，有益治理。曠觀歷代興亡，亦何嘗專任儒術足以致治者乎？……若管仲、商鞅、韓非，皆古之大政治家也。其言治國之理，至明核矣。吾嘗以為載籍極博，而獨乏系統闡發政治理論之書。惟周秦法家於富國強民之道，生財教戰之方，以及黜華崇實、肅化明紀諸端，言之兢兢，自成系統。管仲以之治齊，商鞅以之治秦，雷厲風行，悉奏膚功。而秦皇之一統宇內，立邦治法，一遵韓非之說，此其尤大章明較著者也。……宋人曾鞏，於所撰《戰國策目錄序》中所雲……此乃憤世嫉邪，有為而發，又不可持此以上論周秦法家之書。《四庫總目敘》竟比傅其說以擬議之，非也。”
第三、指出《四庫提要》分類的不足。《四庫提要》採用的是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該分類法的出現是書籍發展的結果。張先生在其《中國歷史要籍介紹》一書中說過：
本來所謂經部、史部、子部、集部的分類，是在圖書日益繁多的時候，為編目方便起見，把它們以類相從，排列起來，易於尋檢。當漢代學者劉歆編定中國第一部圖書總目錄——《七略》的時候，他把圖書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類。六藝，便是後世的經部；詩賦，便是後世的集部，其餘四類，後世合為子部，那時根本沒有統括歷史書籍的部類。這是由於當時記載歷代史跡的書籍，從《世本》以至《漢大年紀》，僅有八家四百十一篇，不能獨成一類，所以推本這種書籍的所自出，附列在六藝的春秋家。到西晉初年，荀勖編《中經新簿》的時候，由於史籍太多了，分其所當分，而合其所當合，便以“甲乙丙丁”四部統括天下群書。不過，當時甲乙丙丁四部的次序，是經、子、史、集，後來東晉李充將子部移後，史部提前，使“甲乙丙丁”成為“經史子集”的順序。從此四部分類法，自唐以後，便一直沿用不改，這都是由於編定圖書目錄的人們，斟酌書籍多少，從而進退分合，來標立名目的。
可見，書籍的分類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時代的推移、書籍種類與數量的變化，後人可以應時制宜、適當地修正舊門類、增設新門類。紀昀在部類群書時，便能注意斟酌損益、應時制宜。張先生在《中國文獻學》一書中指出，《四庫提要》的分類具有以下獨到之處：1、調整書籍部類；2、歸類務求明晰；3、減少每一部類的子目；4、糾正舊目歸類的錯誤。
紀昀部類群書，雖然精到，也難免有不完善之處，綜合《講疏》所言，《四庫提要》的分類主要有以下不足：
1、所立類名有不當之處。如《四庫提要》史部設有政書類，張先生指出，以“政書類”命名不如以“制度類”命名恰當：“《四庫總目》著錄此類之書，惟以有關朝章國政者為主，是也。一類之中，又分細目：首曰通制……次曰典禮……再次曰邦計……此外尚有軍政、法令、考工諸目，以分統專門之書，可雲詳備。顧遵用明人錢溥《秘閣書目》例總題政書，意猶未顯。吾則以為不如創立制度一目以代之，較為允當。且‘政書’二字，所該至廣，如誠循名求實，則《資治通鑒》、《經世文編》之類，何一不可納之政書乎？況史部職官類之後，即繼之以制度類，依事相承，密近無間。禮以義起，不必全襲前人也。”
2、門類設置有不合理的現象。如，《四庫提要》子部設有譜錄類，張先生認為，譜錄類之書均可納入類書類中，而不必別為一類：“宋尤袤所撰《遂初堂書目》創立譜錄一門，《四庫總目》因之，而其實非也。大抵此門之書，皆所以類萬物之情狀，納諸類書，適得其所，自不必別為一類。宋末編書目者，馬端臨猶明斯義，故以陶宏景《古今刀劍錄》入之類書，此正其精到處。而《四庫總目》非之（見譜錄類器物之屬案語），蓋未達斯旨也。《四庫》雖立譜錄一門，而於僻籍小書無可系屬者，往往而窘，附錄《雲林石譜》於器物之末，即其明例。若能統歸類書，則斯弊祛矣。然自來著錄之家，於類書一門，但統錄《書鈔》、《禦覽》諸編，而不復別析細目。惟孫星衍《祠堂書目》區為事類、姓類、書目三種，體例獨善。苟能循斯義例，於三種之外，別增物類一目，則凡譜錄諸書，悉可歸納靡遺矣。”
3、書籍歸類有不准確的情況。如，《四庫提要》置實錄於史部別史類中，張先生指出：“自《隋志》於史部辟起居注一門，而《唐志》因之，《舊唐書》且並實錄入起居注，論者目為一物，而其實非也。考唐初自起居注外，別有實錄，名近而體例不同。……據此，可知起居注但記人君言行，而實錄則由刪錄國史而成。體之弘纖不同，而為用亦異。《舊唐書》以實錄附起居注，非也。惟實錄與起居注俱為編年體，自不得別為門類……《四庫總目》並起居注於編年，是也；而置實錄於別史，則倫類不侔矣。”
三、《四庫提要敘講疏》的學術價值
《講疏》一書，“首取《提要》本書以相申發，次采史傳及前人舊說藉資說明，末乃附以愚慮所及而討論之”，是張先生四庫學研究的代表作品，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具體來講，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探索《四庫提要》研究的新路徑。二十世紀，我國學者對《四庫提要》的研究，以餘嘉錫先生的《四庫提要辨證》與胡玉縉先生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為主要代表。餘、胡兩位先生，對《四庫提要》一書主要作了駁難和訂補的工作，未對《四庫提要敘》進行全面疏釋。在張先生《講疏》之前，雖有周雲青先生《四庫全書提要敘箋注》一書，而該書只有箋注，未能自抒己見、論列是非得失，所以影響不及張先生的《講疏》。餘、胡兩先生對《四庫提要》的整體辨證，旨在匡謬補闕、求真求是；張先生重視對《四庫提要敘》的全面解析，意在合理運用、啟誘初學，二者無疑都是《四庫提要》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次，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簡明扼要地講述中國學術史。《講疏·自序》稱：“往餘為大學文科講授《國學概論》，即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敘》四十八篇為教本。昔張之洞《輶軒語》教學者曰：‘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餘則以為此四十八篇者，又門徑中之門徑也。苟能熟習而詳繹之，則於群經傳注之流別，諸史體例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衍，釋道之演變原委，悉憭然於心，於是博治載籍，自不迷於趣向矣。因與及門講論而疏通證明之。” 《四庫提要敘》本身即是簡明的中國學術史，《講疏》申發其觀點、糾正其錯誤，可以說是修正版的中國學術史。正如周積明先生所說：“《四庫提要》之小序、總序，於數千年之學術，挈其綱領，敘其流變，論其得失，實為一部不可多得之學術史，而舜徽師之《四庫提要敘講疏》，可謂解讀這部學術史的密匙，其嘉惠於後學者，豈淺鮮哉！”
再次，指示後學讀書治學之法。張先生在講解《四庫提要敘》的同時，也注意指導後學讀書治學之法。他在講解《易類敘》時說道：“大抵簿錄群書者，不嫌並蓄；而伏案鑽研者，必有專宗。否則氾濫無歸，終鮮所得，不可謂善學也。清初黃宗羲作《易學象數論》，深斥漢之京、焦，宋之陳、邵，獨取王《注》、程《傳》之說，蓋以魏晉人《易》說，雖祖尚玄虛，而能盡掃象數，獨標卦爻承應之義。視費直以《彖》、《象》、《系辭》、《文言》解說上下經，若合符契，固猶漢師遺法也。乾隆時樸學大師戴震嘗言：‘《周易》當讀程子《易傳》。’（見段玉裁所編《年譜》）然則誦習王《注》程《傳》，固今日治《易》者，守約之道也。”此論雖就研究《周易》而發，推之研讀四部群籍，莫不如此，學者讀書治學，固當博觀約取。張先生在疏解《子部總敘》時也闡發了“博約”之論，他說：“此言經史乃學問根柢，儒家固可與經史旁參。其他諸家，亦各有攸長，不能盡廢也。《四庫總目》卷一百三十六《子史精華提要》有雲：‘四庫之中，惟子史最為浩博，亦最為蕪雜。蓋紀傳、編年以外，凡稗官野記，皆得自托於史；儒家以外，凡異學方技，皆得自命為子。學者雖病其冗濫，而資考證、廣學問者，又錯出其中，不能竟廢，卷帙所以日繁也。’明乎斯旨，而能博收慎取，庶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最後，為國學的定義與範圍的探討提供了一個合理的意見。張先生講授《國學概論》課程，以《四庫提要敘》為教本，表明他認為國學即是經史子集四部之學。國學與西學對立而生，而張先生不以國學自限，他主張相容並蓄、融匯中西。他在講解《天文演算法類敘》時，通過補充梅文鼎事蹟，表達了這種治學理念：“梅文鼎，清初宣城人。……文鼎於天算為絕學，而其所以超軼前人者，尤在能匯通中西，以求其是，而不專己守殘也。觀其所為《中西算學通自序》有曰：‘古數學諸書僅存者，皆不為文人所習。好古博覽之士，或僅能舉其名。數學之衰，至此而極。萬曆中，利氏入中國，始倡幾何之學。以點線面體為測量之資，制器作圖，頗為精密。學其學者，或張惶過甚，無暇深考乎中算之源流，輒以世傳淺術，謂古九章盡此，於是薄古法為不足觀。而或者株守舊聞，遽斥西人為異學。兩家之說，遂成隔礙，此亦學者之過也。餘則以為學問之道，求其通而已。吾之所不能通，而人則通之，又何間乎今古，何別乎中西。’此論至為弘通，足以破深閉固拒、故步自封之陋。其於承先啟後，溝通中西，厥功偉矣。”
作者簡介：周國林（1953- ），男，湖北枝江人。歷史學博士，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北武漢，（武漢市洪山區珞瑜路152號），430079。
邱亞（1989- ），男，湖北陽新人。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