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提要文獻的比較與研究 江慶柏

Comparison and research on the documents

of the abstracts ofSiku quanshu

Jiang Qingbai

一、四庫提要文獻的基本類型與研究現狀

四庫提要，是指四庫全書纂修官給收入《四庫全書》的圖書及一部分沒有收入《四庫全書》但已經進呈到四庫館、且有一定價值的圖書所撰寫的提要。

四庫提要記載了各書作者的事蹟，評判了圖書的價值，闡述了古代學術源流演化的歷史。以《四庫全書總目》爲代表的四庫提要是我國古代社會第一部、也是最後一部對傳統學術遺產、思想遺產進行全面總結的著作。在此之前，尚未有規模如此宏大、體例如此嚴密、論述如此深入、內容如此全面的學術性總結著作。

四庫提要現存有各家分纂稿（翁方綱、姚鼐、邵晉涵、陳昌圖等撰），《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以下簡稱《初目》），《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提要，《四庫全書薈要總目提要》（以下簡稱《薈要提要》或《薈要總目》），文淵閣、文溯閣、文津閣、文瀾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等，大致可分爲分纂提要、彙總提要、刊本提要、書前提要、總目提要等類型。

四庫提要有從四庫館臣最初撰寫的分纂稿到最後形成的《四庫全書總目》之間，前後長達二十二、三年，同時《四庫全書》先後抄寫了七部，《四庫全書薈要》也抄寫了兩部。在此期間《四庫全書》經過了撤換、增補、復校等過程；四庫提要也經過了反復的改動。因此四庫提要在內容、文字、體例等方面，都有不少變化，從而使得四庫提要也存在不少差異。

四庫學界早已認識到這種差異，並對此作了許多研究。無論是一些研究專著、還是一些單篇論文，都有涉及這個問題的，其中的相對結論已被學術界認可。

目前的四庫提要文獻比較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當然也還存在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缺乏對四庫提要文獻作全面系統的比較研究。現有的四庫提要研究大多是舉例式的，沒有將全部四庫提要作一全面、完整的研究。這一問題的存在與四庫提要的分散有直接關係，因爲提要文獻分散，所以全面系統的研究客觀上存在一定的困難。

第二，對四庫提要類型認識不全。受文獻掌握的限制，已有的研究通常都認爲提要文獻只存在分纂提要、庫本提要、總目提要這三種類型的提要，沒有注意到彙總提要、刊本提要的存在及在四庫提要研究中的價值。

第三，對提要相互之間關係的分析注意不夠。已有的研究對四庫提要自身的价值及存在的問題研究較爲充分，但對提要相互之間關係的分析注意不夠。

第四，研究成果不平衡。對四庫提要文獻的研究主要偏重於對《文淵閣提要》及《四庫全書總目》的研究，對文溯閣、文津閣提要等關注不夠。《文瀾閣提要》因爲以前看不到，有關研究成果幾乎空缺。

第五，四庫提要的研究與四庫文本的結合注意不夠。這可能與以前四庫文本閱讀不易有關。在上個世紀80年代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之前，社會上很少有人能看到此書。在文淵閣本影印之後，其他如《四庫全書薈要》、文津閣《四庫全書》、文瀾閣《四庫全書》一般也都難以看到，四庫文本全面使用的困難依然存在。這導致四庫提要與四庫文本的比較難以進行。

這些問題的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們認爲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爲現在的四庫提要是分散的，分布在各處，而且有些四庫提要查找還不方便，這爲四庫提要的綜合性研究帶來了不少困難。因此，有必要將所有存世的四庫提要文獻彙輯一書，作系統整理，這樣才可使四庫提要研究得到更好的發展。

二、四庫提要文獻的差異及其原因分析

提要的差異是因爲文獻修改的緣故。例如宋牟巘撰《陵陽集》提要，最早形成的姚鼐提要云：“今陶集詩本無書年號者，惟《祭妹文》稱‘義熙三年’，此宋號也。淵明恥事裕，大節較然，此未須深論。”其後形成的《初目》則寫道：“今陶集詩本無書年號者，淵明恥事劉裕，大節較然，此未須深論。”《初目》將姚稿中“惟《祭妹文》稱‘義熙三年’，此宋號也”一句（劃線部分）刪掉了。姚鼐的原意似乎在說明陶淵明“恥復屈身後代”，所以文章中不用劉宋年號，以顯示其立場。雖然偶爾也用一下宋代年號如“義熙”，但這無虧陶淵明之“大節”。姚鼐由此說明牟巘雖忠于宋朝，入元不仕，但偶用元帝“至元”年號，也無虧其大節。然姚鼐似乎疏忽了，《祭妹文》所稱“義熙三年”所用是東晉皇帝安帝年號，並非新朝劉裕年號，姚鼐以此來說明牟巘的態度，並不合適。《初目》將其刪去，是看到了其中的問題，是完全恰當的。《初目》的這些改動被以后的提要所接受，所刪“祭妹文”一句在以后的提要中即不再出現。這種差異屬於文獻修改的問題。

提要的差異與繕錄底本的改換有關係。謄錄底本不同，因而提要也有了差異。如明沈繼孫《墨法集要》，是一部敘說油煙墨製造技法的著作。《薈要提要》云：“凡爲圖二十，附載圖一，每圖各爲之說。”又說：“今以二十圖列於前，而以‘印脫’之式重加訂正，退置卷末。”《總目》云：“凡爲圖二十有一，圖各有說。”“此書由‘浸油’以至‘試墨’，敘次詳核，各有條理。”兩篇提要都提到了本書的篇目，但順序不一樣。提要所說的順序差異與文本的順序差異相關。《薈要》本二十一篇，是從“浸油”到“印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是從“浸油”到“試研”。

《薈要總目》云：“今依武英殿聚珍版本繕錄，據明《永樂大典》本恭校。”是《薈要》本繕寫依據的是《武英殿聚珍版》本。《武英殿聚珍版》書前提要校上於乾隆四十年四月，《薈要提要》校上於乾隆四十三年二月，是《薈要》本繕寫在后。今查《薈要》本，其書提要、正文內容都和《武英殿聚珍版》本相同。這個順序是已經經過了調整的。《武英殿聚珍版提要》說：“原本諸圖皆以施功先後爲序，惟‘樣制圖’後附以‘印脫’之式，未免參錯不倫，其形制亦頗未合。今以二十圖列於前，而以‘印脫’之式重加訂正，退置卷末，庶端緒秩然而體例尤爲盡善云。”提要這裏說的“原本”，應該是指《永樂大典》本。提要說“印脫”一篇原在“樣制”篇之後，但提要認爲原書是按照製墨的各道工序來安排各篇先後的，而“印脫”是說制墨的模具，並非具體的製墨方法，所以認爲原書將其放在“樣制”後是“參差不類”。《武英殿聚珍版》將這一篇調整到了全書的最後。《薈要》與《武英殿聚珍版》相同。

《總目》著錄此書來源是《永樂大典》本，說明文淵閣本是依據《永樂大典》本繕寫的。乾隆帝《題墨法集要圖記》云：“其書向不傳，昨檢《永樂大典》得此，命儒臣錄入《四庫全書》。”即指此書自《永樂大典》中輯出。《武英殿聚珍版提要》校上於乾隆四十年四月，乾隆帝作《題墨法集要圖記》詩並序在乾隆四十一年正月，是《武英殿聚珍版》書刊刻在前，所以未用《永樂大典》本。

本書文津閣本的情況則甚爲特殊。其提要與文淵閣本完全相同，而書中內容則是按照《武英殿聚珍版》本繕寫的，書中各篇名稱及順序、插圖、說明文字都相同。是文津閣本書前提要與正文內容分離。

提要的差異提要或與館臣擅改有關。如唐成伯瑜撰《毛詩指說》提要，余集分纂稿云：“書凡四篇……二《解說》，先釋《詩》義，而風、雅、頌次之，周又次之，詁、傳、序又次之，……大略即舉《周南》一篇，櫽括論列，以引申及其餘篇也。”《薈要提要》與余集分纂稿相同。《總目》云：“書凡四篇……二曰《解說》，先釋《詩》義，而風、雅、頌次之，周南又次之，詁、傳、序又次之……大略即舉《周南》一篇，櫽括論列，引申以及其餘。”

就所引文字看，余集分纂稿、《薈要提要》相同，說明《薈要提要》即來自於余集分纂稿。《總目》與余集分纂稿相同，說明兩者之間也有相承關係。但《總目》將余集分纂稿所說“周又次之”一語，改作了“周南又次之”。按提要此爲敘述《毛詩指說》第二部分《解說》的內容。這一部分在解說完風、雅、頌的意思後，又解說“周”的意思。其文云：“周者，地名。”又云，文王“將岐周故地賜周公、召公爲食采邑，使施先君之教。其詩繫之周、召二公”。“得聖人之化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謂之《召南》”。可見這一節主要是解說“周”的意思，並非解說“周南”，所以周、召二公，《周南》《召南》兩篇並提。《總目》作“《周南》又次之”，是後來修改產生的錯誤。《總目》之所以改爲“周南”，或因看到下文云“大略即舉《周南》一篇，檃括論列，引申以及其餘”，遂以後准前，而又未能檢核原書的緣故。這屬於擅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