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論《天津圖書館藏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的編纂時間 夏長樸

提要：2011年影印出版的《天津圖書館藏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是現存《四庫全書總目》稿本中，最新也是最先影印出版的資料。此一文獻的出版，對《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方式與修訂重點，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對《四庫全書總目》的文獻研究而言，其重要性不言可喻。就《四庫全書總目》的文獻學研究而言，此一稿本的編纂時間究竟在何時，是確定本稿本學術價值與判定《總目》編纂過程的重要關鍵，因此探討此一稿本的編纂時間，自然是刻不容緩的要務。此前，筆者與北大歷史系劉浦江教授曾先後發表論文，討論此一稿本的編纂時間，雖然結論不同，但由於不同的原因，使得我們的初步嘗試，都有或多或少的瑕疵，並沒有達到原本預期的目的，這是一個缺陷，有待於重新的探討與論定。

本文之作，在賡續前作，再次探討這一稿本的編纂時間，以尋求其在《四庫全書總目》編纂過程中的適當定位，希望藉此確定這部稿本的學術價值，為學界提供研究參考。

關鍵詞：《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紀曉嵐

一、前言

2011年影印出版的《天津圖書館藏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以下簡稱「津圖《紀稿》」），是現存《四庫全書總目》稿本中，最新也是最先影印出版的資料。此一文獻的出版，對《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方式與修訂重點，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對《四庫全書總目》的文獻研究而言，其重要性不言可喻。就《四庫全書總目》的文獻學研究而言，此一稿本的編纂時間究竟在何時，是確定本稿本學術價值與判定《總目》編纂過程的重要關鍵，因此探討此一稿本的編纂時間，自然是刻不容緩的要務。此前，筆者與北大歷史系劉浦江教授曾先後發表論文，討論此一稿本的編纂時間，雖然結論不同，但由於不同的原因，使得我們的初步嘗試，都有或多或少的瑕疵，並沒有達到原本預期的目的，這是一個缺陷，有待於重新的探討與論定。

二、「津圖《紀稿》」內，另有誤羼入的其他《總目》稿本殘卷。

由於「津圖《紀稿》」並非完本而是殘稿，雖說如此，殘存的稿本仍有七十卷之多，為《總目》全書的百分之三十五，份量相當可觀。但通讀整部「津圖《紀稿》」，會發現影印問世的這部書稿，其實羼入了一些不屬於此一稿本的其他《總目》的殘卷，在進入主題討論「津圖《紀稿》」的編纂時間前，有必要先將這些殘卷加以剔除，以便就完整的「津圖《紀稿》」進行較深入的討論，這是進行本文論述時應優先處理的部份。

誤收入「津圖《紀稿》」的其他《總目》殘卷，包括影印本的卷七十七（史部三十三）、卷一三六、一三七（子部四十六、四十七）及卷一五一（集部四），這些殘卷的版式與「津圖《紀稿》」影印本的其他部份明顯不同，差異相當清楚，極易加以區隔。以下就此先行討論：

1.卷七十七除卷端標「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七」，小題標「史部三十三」外，未標「地理類存目六」。僅首葉版心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七」，既無邊欄、魚尾，亦未標部類名稱，更缺葉碼，全卷皆如此。又於卷末標「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七」，與「津圖《紀稿》」他卷體例不同。加以所收各書錯簡極夥，排列順序混亂，常有前後顛倒，排列次序多異於殿本、浙本的現象，如：

a.《崇恩志略》七卷下接《晉錄》一卷、《長溪瑣語》一卷…；

b.《增補武林舊事》八卷、《帝京景物略》八卷下接「右地理類古蹟之屬三十七部三百七十二卷皆附存目。」《豫章今古記》一卷、《西湖繁勝錄》一卷…。

類此現象皆與殿本、浙本不同，疑係抄手誤抄所致。

錯簡之外，本卷提要內容誤抄頗多，如：

a.《帝京景物略》提要「所附諸詩…」以下，誤抄《山東考古錄》提要「四種，其三皆雜剽《日知錄》…或是時所遺稿本，亦未可知也」一段文字；b.《天府廣記》提要「其中倉場，漕務附」下，本應為「戶部選舉貢院附禮部之類，…大抵瑕多而瑜少也」，然抄手誤抄《帝京景物略》「命重輯日下舊聞，…益可為覆瓿用矣」一段文字；

c.《山東考古錄》提要「然《說鈴》載炎武書」之下，本應為「四種，其三皆雜剽《日知錄》…或是時所遺稿本，亦未可知也」，而誤抄《天府廣記》提要「戶部選舉貢院附禮部之類，…大抵瑕多而瑜少也」一段文字。

上述種種現象的存在，使得本卷的完成度遠遠不及其他各卷。

由此可知，卷七十七應屬另一稿本或錄副本，其抄寫時間亦可能早於「津圖《紀稿》」所收其他各卷，否則與「津圖《紀稿》」他卷差異不應如此之大。

2.卷一三六首頁標「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六」、「子部四十六」、「類書類二」，卷一三七首頁標「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七」、「子部四十七」、「類書類存目一」，然二卷均無邊欄、無版心，亦無魚尾，版式不同於「津圖《紀稿》」其他各卷。此兩卷字跡相同，應出自同一抄手。有此種種差異，此二卷與「津圖《紀稿》」其他各卷亦非同一稿本。

3.卷一五一，首頁首行即標「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一」，次行標「集部四」，又次行標「別集類四」。全卷均無邊欄、無版心，亦無魚尾，與「津圖《紀稿》」其他各卷版式亦不同。本卷著錄各書之順序同於殿本而異於浙本，其抄寫時間應晚於「津圖《紀稿》」其他各卷，亦晚於浙本，可能在浙本、殿本之間。

以上四卷除版式不同於他卷外，均未編葉碼，亦無紀昀修改更動痕跡，頗疑為時間不同之其他稿本或錄副本，或早於或晚於「津圖《紀稿》」。其後故宮整理《總目》殘稿時混入此稿，此四卷應分別看待，另作處理，不宜與其他各卷列為同一稿本。

上述四卷外，卷四十九史部紀事本末類的《欽定臺灣紀略》七十卷一書提要（頁3-559），以另紙抄寫，版式全異於他卷，版心無「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魚尾下亦無「史部紀事本末類」字樣，未編葉碼，僅於首葉魚尾下以行草標明「欽定臺灣紀略」六字，書眉紀昀加注「此篇補在《石峰堡紀略》之後，《綏寇紀略》之前」。提要末原署「乾隆五十四年四月恭校」，墨筆改為「乾隆五十五年七月恭校上」，其後又刪去此十一字。就上述現象觀察，可知本條為乾隆五十五年（1790）七月另行補入提要，非「津圖《紀稿》」原有。

因此，本文所探討的《津圖紀稿》編纂時間，既不包括上述四卷，亦不包括《欽定臺灣紀略》提要，這是本文論述的前提。

除此之外，「津圖《紀稿》」的卷首七卷中，部分亦可能為其他《總目》稿本羼入，因而造成卷首「聖諭」與「諭製詩」、「諭製文」之間時間矛盾現象，影響到《津圖紀稿》編纂時間的判定。茲事體大，影響深遠，暫時予以保留，留待下節正式討論《津圖紀稿》編纂時間時，再一併納入處理。

三、《津圖紀稿》編纂時間的討論

「津圖《紀稿》」的編纂時間究竟在何時？由於「津圖《紀稿》」並未標明抄寫時間，又缺乏具體的文獻，這個問題的確相當難以回答，只能以《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時間做為論述的參考。可以確定的是，《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時間開始得相當早，而刊刻的時間卻極晚。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五月，即有將四庫諸書提要「輯成總目，依經史子集部分類」的上諭，次年七月「四庫全書館」即遵旨進呈提要彙編「總目」，以供御覽，此一編輯形式經高宗核定後，即正式展開《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工作。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四庫全書總目》初稿完成呈覽，高宗又做了若干修訂的指示，同時要求《四庫全書》完成後，將《四庫全書總目》與《四庫全書考證》列於《四庫全書》之首。以此為準，《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其「呈覽」的初稿，時間即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這應是《四庫全書總目》編纂時間的上限，「津圖《紀稿》」的編成時間自不可能早於這個時間。

至於《四庫全書總目》的刊刻完成，則要遲到乾隆六十年（1795），這一年的十一月，原戶部尚書曹文埴上奏，報告刊刻《四庫全書總目》竣工，他說：

竊臣於乾隆五十一年奏請刊刻《四庫全書總目》，仰蒙俞允，並繕寫式樣，呈覽在案。續因紀昀等奉旨查辦四閣之書，其中提要有須更改之處，是以停工未刻。今經紀昀將底本校勘完竣，隨加緊刊刻畢工。謹刷印裝潢陳設書二十部、備賞書八十部，每部計十六函，共一千六百函，恭呈御覽。其板片八千二百七十八塊，現交武英殿收貯。再，紀昀曾知會臣於書刊成之日，刷印四部，分貯四閣，茲一併印就，請飭交武英殿總裁照式裝潢，送四閣分貯。查是書便於繙閱，亦應聽武英殿總裁照向辦官書之例，集工刷印，發交京城各書坊領售，俾得家有其書，以仰副我皇上嘉惠藝林之至意。伏祈睿鑒。

可見乾隆五十一年（1786）即已著手刊刻《四庫全書總目》，其後因查辦四閣之書，其中某些書籍抽出或補入，原有提要必須因應更換；某些提要因有違礙不妥文字，也必須適當校改增刪，因而中止未刻。一直到紀昀完成整部書稿的訂正校勘工作，才重新恢復《總目》的刊刻作業。這一耽擱，延遲到乾隆六十年十一月，武英殿將這部書刊印完竣，《四庫全書總目》的最後定本，也就是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才正式面世，距離高宗皇帝核定編輯此書，已有二十多年之久。就此而言，《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的修改工作，至遲應在乾隆六十年十一月之前即已告竣，而「津圖《紀稿》」的編纂抄寫，其時間理應早於乾隆六十年十一月，這是「津圖《紀稿》」編纂時間的下限。簡而言之，「津圖《紀稿》」的編纂時間，必然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與乾隆六十年十一月這一段時間之內，以下即根據相關文獻記載，探討《津圖紀稿》的編纂時間。

（一）就「卷首」體製的差異，可知「津圖《紀稿》」的編竣時間，不應早於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

此前，在拙撰〈《天津圖書館藏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的編纂時間與文獻價值〉一文中，筆者曾根據「津圖《紀稿》」卷首收有乾隆〈御製詩〉與〈御製文〉六卷，論斷「津圖《紀稿》」的編成時間應早於乾隆四十六年二月。由於新證據的發現，於今看來，這個判斷頗有誤差，必須依據考訂後的相關資料，重新加以推定。

「津圖《紀稿》」與「武英殿本」（以下簡稱「殿本」）、「浙江杭州刊本」（以下簡稱「浙本」）《總目》的最大差異，在於「卷首」部份。浙本、殿本《總目》的「卷首」雖有一卷、四卷的不同，但其包含的項目其實相同，也就是說二者都有「聖諭」、「進表」、「欽定四庫全書勘閱繕校諸臣職名」、「凡例」及「門目」等項目。與二者相較，「津圖《紀稿》」的「卷首」則差別頗大，明顯不同，不僅缺少「進表」，同時亦無「欽定四庫全書勘閱繕校諸臣職名」。最大的區別則在於，「津圖《紀稿》」較諸浙本、殿本《總目》，另多出了六卷「御製詩」、「御製文」。亦即是「聖諭」之後，津圖《紀稿》」即接「卷首」之二、三、四、五、六，均為「御製詩」；「卷首」之七，則為「御製文」，然後才是「凡例」。此六卷「御製詩」、「御製文」的存在，為探討「津圖《紀稿》」的編纂時間，提供了極具參考價值的線索。

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十三日，清高宗在看過《四庫全書》館進呈的《四庫全書總目》稿本之後，下了一道上諭：

據《四庫全書》總裁奏進所辦《總目提要》內，請於經、史、子、集各部，冠以聖義、聖謨等六門，恭載列聖欽定諸書及朕御製、御批各種。所擬殊屬紛繁。…至閱其總目，特載朕前後修書諭旨及御題四庫諸書詩、文為卷首，所辦未為盡協。《四庫全書》體大物博，將來書成之日，篇帙浩繁，舉何為序？所有歷次所降諭旨，列之總目首卷以當序，事屬可行。且官撰諸書，亦有以諭旨代弁言者，自不得不如此辦理。至朕題四庫諸書詩、文，若亦另編卷首，將來排列，轉在列朝欽定諸書之前，心尤未安。雖纂校諸臣尊君之意，然竟似《四庫全書》之輯，端為朕詩文而設者，然朕不為也。著將所進詩文六卷撤出，仍分列入朕御製詩文集內，俾各為卷首，則編排在列朝欽定諸書之後，而四庫書內朕所題各書詩文，列在本集首卷，庶眉目清而開帙了然。將此諭令館臣遵照辦理。欽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