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學術自省與《四庫全書》的修編 陳曉華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北京 100089）

摘要：中國古代學術發展到清代，進入全面總結期。正是在這個大勢下，學術界和官方同時發出了纂修《四庫全書》的呼聲。本文即從學術的自覺檢討、文獻學的總結、學術規範與通則的尋求、學術與政治之間關係就此做出闡釋。

關鍵字：清代學術 自省 《四庫全書》 修編

中國古代學術發展到清代，進入了它的總結期。這個總結體現出極強的自覺與自律特徵，且被政治牢牢鎖系著，學術依違於政治之間。這在18世紀前後表現尤為劇烈。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完成了中國學術文化史上的浩大工程——《四庫全書》的編纂。

有关《四库全书》的研究，多关注《四库全书》及其修书本身，着力于文献学方面。相对而言，有关思想文化层面的研究则较少。而有关清代学术研究，虽然意识到《四库全书》是不可绕过的研究对象，但把《四库全书》放在整个清代学术背景下考察，可开拓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一．學術的自覺檢討

清代的學術總結，是從自覺檢討開始的。四庫開館前的學術狀況是，一方面學術在進行自我反省自我更新，一方面整個社會在進行著具體的學術文化總結工作。

清前期學術自覺檢討的直接原因是明清易代之痛。明朝遺民歸因明亡于學術，重新認識並檢討學術。同時，清朝在積極營建自己的新王國，構建新氣象，對學術提出了與自己統治相適應的要求。二者互動產生的合力，令學術悄然變化。

明代陽明心學發展到明末，早已走向了空疏，明人刻書就是這浮泛世風的有力說明。明人刻書可謂歷代最糟糕的一朝，有記載言“蓋明季士風浮偽。喜以藏蓄異本為名高，其不能真得古書者，往往贗作以炫俗，其不能自作者，則又往往竄亂舊本，被以新名，如是者指不勝屈”，故明人刻書有“書亡”之稱。而明季士大夫又多為陽明末流的追隨者，紛紛“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學問空疏，見解迂淺，卻好名過分。一時詭辯空想充斥社會，家國大事反而踐行不夠，所謂“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

“在學術史上，每當一種學術形式走向極端而趨於沒落的時候，它必然要向其相反的方向轉化”。因此一些才智之士，在明亡後，躬行實踐。他們考察山川形勢，民物風情，宣導經世致用的實學，著于文寫於書，奮臂以振陽明心學的流弊。顧炎武認為君子為學，在於明道，在於救世。弄詩為文，只不過是雕蟲篆刻而已，於國計民生並無多大益處。黃宗羲要求經史並重，同時也並不完全拋棄思，學而不思則學問流於俗氣，以經史為基礎的思既會讓學問精進，又使學問境界更高。對於先儒所為經術本旨，李顒有更深刻的認識。他認為聖賢立言的初心，為國家期望的本意。在對儒家經典的理解和認識上，主張從小學入手，用訓詁名物的方法達其真義，以經學救濟理學之窮。當時才俊之士“痛矯時文之陋，薄今愛古，棄虛崇實，挽回風氣”，學術為之幡然一變。於是，清初出現了“諸儒，以實踐實用之學相倡率，一時風靡景從，明季詭辯空想之弊幾絕”的良好學術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