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與反思：《四庫全書總目》的明代文學批評——以复古派作家的別集提要為例 劉敬

依託乾嘉實學的影響，《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的明代文學批評，以議論具有根柢、避免鑿空之談而取信于世人。為展示賅博而公允的權威形象，鼓吹崇實黜虛的學風士風，四庫館臣在撰寫提要過程中大量植入前人成論再繼之以定論性評價，以體現“定千載之是非，決百家之疑似”的自我定位。這種實踐，在方法論層面增強了傳統書目解題的文學批評功能，也取得了可觀的實績。然毋庸諱言，由於官方學術的預設立場，這種基於前人成論和文獻考據的“客觀”批評方法，並未在其明代文學批評中真正“掃除畛域，一準至公”。正面、理性地探討這些瑕疵，為解析《總目》文學批評的理論意圖以及館臣“明文學史觀”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研究切口。以下即以館臣用力最深的明代复古派作家的別集提要為例，對《總目》的文獻援引、文學批評以及理論意圖之間的關係進行解讀與反思。

一、文獻失誤中的文學批評指向

作為一部大型叢書的解題目錄，《總目》存在一定量的文獻錯誤在所難免。然在無心之失外，仍有不少問題有待剖辨。這些情況在明代复古文學批評中尤為突出，也為解讀其理論建構提供了樣本與線索。

首先，一些“移花接木”、“斷章取義”式的文獻援引和解讀，與館臣為立論需要而降低文獻的準確性，乃至對文獻的主動誤讀難脫干繫。這些成論植入提要，使文學批評與文獻依據之間看似契合，實則存在諸多失實、偏頗之處。具體而言，“移花接木”是指《總目》所援引文獻以及文獻與文學批評之間存在人名或觀點的文獻出處存在移甲就乙問題。例如，《總目》為其著錄的《華泉集》所撰提要，即明顯存在此類問題。《華泉集》作者為“前七子”之一的邊貢。提要有云：“胡應麟《詩藪》曰：‘世人獨推李、何為當代第一。余以為空同關中人，氣稍過勁，未免失之怒張，大复之亮節俊語出於天性，亦自難到，但工於文句而乏意外之趣。獨邊華泉興象飄逸，而語尤清圓，故當共推此人。’陳子龍《明詩選》則曰：‘尚書才情甚富，能於沉穩處見其流麗。聲價在昌穀之下、君采之上。’今考其詩，才力雄健，不及李夢陽、何景明善於用長。意境清遠不及徐禎卿、薛蕙善於用短。而夷猶于諸人之間，以不戰為勝。無憑陵一世之名，而時過事移，日久論定，亦不甚受後人之排擊。三人所論，當以子龍為持平矣。”經考證，提要所謂胡應麟《詩藪》云者，實出何良俊《四有齋叢說》，引文與原文同。胡應麟《詩藪》的真實評價則為：“弘正並推邊、何、徐、李，每怪邊品第懸遠，胡得此稱！”又，提要所引《明詩選》確有此論，但並非出於陳子龍而是出自宋征輿。《皇明詩選》卷三，選錄諸家五言古詩，邊貢名下雙行小字評曰：“臥子曰：‘廷實粗率未除，然時見精詣。五言尤稱長城。’轅文曰：‘尚書才情甚富，能於沉穩處見其流麗。聲價在昌穀之下、君采之上。’”且不論館臣因何將何良俊對邊貢的推崇安插到胡應麟身上，復將宋征輿的評價移到陳子龍名下，僅從批評效果上看，何良俊與宋征輿的觀點可以很好地配合館臣對邊貢“夷猶于諸人之間，以不戰為勝”的定位，而真正的胡應麟與陳子龍的觀點卻與之並不十分合榫。與之相應，提要所謂“以子龍為持平”已然淪為“以館臣為持平”的煙幕。同時，經過館臣的“移花接木”，提要的論據作者換成了复古派中地位更高、文學影響更大的胡應麟與陳子龍。在舛誤不被發覺的條件下，反倒有助於“《華泉集》提要”可信性和權威性的樹立。遺憾的是，這種批評效果建立在嚴重的文獻錯誤基礎上。而且，這種改動文獻為己所用的問題，在《天目山堂集》提要、《對山集》提要等處亦較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