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學建構之初想——以紅學、敦煌學等為參照 何宗美
一领域之学术而称之以“学”者，如孔学、孟学、老学、庄学、墨学、易学、诗经学、尚书学、春秋学、三礼学、四书学、楚辞学、史记学、龙学、杜诗学、苏学、金学、红学、甲骨学、敦煌学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四库学”亦列其一。《四库全书》及相关研究自现代以来已有百年历史，这为四库学的形成奠定了深厚而坚实的基础，也为四库学的梳理、反思提供了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前提。建构宏大而深密、系统而科学的四库学，便在此基础和前提下成为新的研究使命，也成为推动这一领域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契机。
一、“四库学”的提出及其意义
“四库学”的说法始于何时及何人，似难确知。大致可以追溯到的是，1983年台湾昌彼得、刘兆祐两位先生。学术界正式推出“四库学”名称的则是1998年台湾淡江大学举办的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这次“由两岸与香港的四库研究学者”参加的学术盛会，确立了“以四库学为会议主题”，会议论文也以“两岸四库学”命名结集出版。因此，这次会议应该是正式且隆重推出“四库学”的重要标志。继台湾刘兆祐《民国时期的四库学》（1983）、昌彼得《“四库学”的展望》（1998）、胡楚生《杨家骆教授对于“四库学”的贡献》（1998）之后，大陆学界在新世纪以“四库学”为题的研究成果渐以多见，初步统计在二十篇左右，且大致显出几个基本特点：第一，提出“四库学”之说的多是一些《四库全书》研究的专门学者，如国内的周积明、司马朝军、张升、黄爱平、江庆柏等；第二，有的专家对何为四库学之类的问题有了初步的探讨，如周积明先生《“四库学”通论》《“四库学”历史与思考》、昌彼得先生《“四库学”展望》；第三，在总体上讲，以“四库学”为题的研究成果其数量还较为有限，专门著作迄今为止仍属罕见；第四，已有成果多未就“四库学”本身作专门探讨，通常只是提及其名，事实上并无深论。其中前两点体现的是积极方面的意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四库全书》研究界的学术思考和理论自觉；后两点则显示消极的一面，说明我们对“四库学”的理解还较为模糊，名目虽然提出来了，但思考的成熟、研究的深入、理论的建构却非一朝一夕可为，为此要做的事还很多。
当然，从另一层面讲，则不管对“四库学”本身研究的状况究竟如何，“四库学”的提出原本就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具言之，至少我们有必要从以下一些方面来思考这一问题：
首先，围绕《四库全书》的研究与许多其他领域研究有不一样的特殊性，比如称为“龙学”的《文心雕龙》研究，称为“金学”的《金瓶梅》研究，称为“红学”的《红楼梦》研究，甚至称为“甲骨学”的甲骨文研究等，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有一个集中点，但围绕《四库全书》的研究则不一样，我们不能把所有相关研究都概括在《四库全书》研究的名目下，好比说四库全书馆研究就不能说是《四库全书》的研究，《四库全书总目》研究严格说来也不是《四库全书》的研究，所以，如果没有一个更贴切的称谓，我们只能表述为“围绕《四库全书》的研究”或“《四库全书》及相关研究”，但这种表述毕竟缺乏学术术语特征，而“四库学”则既具有概括性又不失为一个严格意义的学术称谓，因此，这一称谓的提出其实是客观研究的必然结果。
其次，仅以现代学术视野而言，围绕《四库全书》的研究已经拥有了不少于百年的学术史，可以说其研究贯穿了现代学术史的漫长历程，也充分得到现代学术思想和方法之沾溉，涌现了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相当广泛的研究阵营，诞生了许多杰出的研究专家，这需要用一个学科领域涵盖力强同时又具有科学性的名目来作为它的称谓，而“四库学”恰恰允当此称。
再者，如果从严格意义的学理层面来讲，当某一领域的研究表述“某某学”时，与通常只表述为“某某研究”在本质上是有所区别的，这种区别至少可以表现在：（一）不是任何领域或对象的研究都可以称之以“学”的，例如关于杜甫诗歌及相关研究称之为“杜诗学”，而一般诗人及诗歌的研究通常没有类似的称谓；（二）即使是一些重大领域或重要研究对象，其研究初期通常也是不能以“学”相称的，也就是说称之为“学”往往是在研究基础已有深厚积累的情况下才出现的；（三）通常以“研究”称是相对宽泛和随意性的，以“学”称则有较严密的学术体系性和理论独创性。概言之，研究领域的重大性或研究对象的重要性、研究过程的深入性、研究基础的深厚性以及学术要求和理论要求的严格性等等，是某一领域或对象研究可以称之以“学”的重要因素。
二、四库学的基本领域及其体系
作为一种专门领域的学术，四库学包含的基本领域应从两个层面去把握：一是已有的研究领域；二是应有的研究领域。
如，刘兆祐《民国以来的四库学》以“《四库全书》的修纂与概述”、“《四库全书》的目录与版本”、“《四库全书提要》的补充与研究”、“《四库全书》的续修与影印”四个方面概括民国以来的“四库学”研究，林庆彰主编《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之“四库学”部分以“《四库全书》研究”、“《四库全书荟要》研究”、“《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目录与工具书”四个方面归纳1900年以来的“四库学”研究。司马朝军《台湾四库学论著目录》就“四库全书”研究方面涉及“概述”、“纂修研究”、“分类与著录研究”、“辑佚与版本”、“影印出版”、“禁毁与续修”、“四库全书荟要”七项内容。
以上诸说即属对四库学已有研究领域的梳理与概括，虽也包含作者主观认识的一定成份，但呈现的主要是学术史本身的客观事实。
又如，周积明《四库学新理解》提出从“四库文本学”、“四库结构学”、“四库历史学”、“四库文化学”四个层面“建立一个有系统、合逻辑的‘四库学’新体系”，该文发表于1993年底在海南大学举办的“中国首届《四库全书》学术研讨会”，七年后他在《“四库学”历史与思考》一文中进一步概括为“有机联系的三个部分”即“‘四库学’的文献研究”、“‘四库学’的史学研究”和“‘四库学’的文化研究”。杨晋龙《‘四库学’研究的反思》“促成编纂的问题”、“思想归宿的问题”、“总目名称问题”、“抄本、刻本的问题”、“成书时间问题”、“编纂动机的问题”、“内容删改的问题”、“文字狱相关的问题”、“影响学术的问题”、“价值评价的问题”等八个方面。
以上二说则属对四库学的应有研究领域的“理解”或“反思”，体现了作者主观建构的思考。
由此看来，四库学基本研究领域并非轻而易举就能确定。它一方面基于“已有的研究领域”而逐渐显山露水，另一方面又需基于“应有的研究领域”来规划其可能的面貌。前者一定程度上受到研究史及研究现状的影响，后者也受到研究者所处研究阶段的认识能力和理论视野的制约。也就是说，所谓“四库学”其实是有一定动态性、开放性的研究对象，在此可以借用一下柏格森哲学中“绵延”一词来形容，即其生成史、发展史是一个“绵延”的、持续展开和呈现的内在学理过程。
但推进四库学研究，首要的问题是对其研究领域要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在此我们有必要确定以下几条原则以作为划定“四库学”边界的大体准绳：一是尽可能将研究对象涵盖在内而不被遗漏；二是划分的标准应该在一个层面上而不应交错；三是要体现恰当的概括性而应避免过于细碎零散。概括起来就是内容的全面性、标准的一致性和类别的概括性。
“四库学”是什么或包含什么，第一层面的问题应该要从研究内容来说。这一层面，此前研究最多的就是《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这构成“四库学”研究的两大主要内容，迄今为止绝大部分四库学研究成果多能归于这两大内容之下，其中后者的研究还被有的学者专门称之为“四库总目学”。近年产生了一部叫《四库全书馆研究》的著作，入选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四库全书馆”是一个机构，对此机构的研究在内容上与对《四库全书》及《总目》的研究是不同的，它应属四库学研究较为独立的一项内容，加上《四库全书》的修纂研究，可以算为一个大的方面。除上述三者外，还有几项内容，有的以前提的不多。这包括“四库学的元研究”， “《四库全书》与国家人文规划、国家文化工程运作研究”，“四库馆臣研究”，“四库学研究史研究”，“未来四库学研究”。合之前三，则共为八项内容。此外，还有一些相关性研究,包括四库学视野下的清史与清学研究，如清初至乾隆时期的历史、朴学与乾嘉学派以及政治史、思想史、文学史、学术史等研究，这也可以共同算为一项大的研究内容。
现将以上九项内容再列之于下，并简单梳理其内在关联：
（一）“四库学的元研究”。这是讨论四库学本身是什么的研究，是四库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对整个四库学研究起着导引作用。但过去这一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这造成了四库学研究一定程度的盲目性，以后有待加强。
（二）“四库全书馆与《四库全书》修纂研究”。这是对《四库全书》如何生成的发生学研究。
（三）“四库馆臣研究”。这是对修纂者的研究，何以成书及何以成“此”之一书，与四库馆臣息息相关。把四库馆臣作为四库学研究的一项专门内容，此前很少得到重视，所以研究也往往局限于纪昀等少数馆臣的小范围内，因此，这一领域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去开掘。
（四）“四库学视野下的清史与清学研究”。这与通常意义的清史研究或清学研究不同，主要是着眼于《四库全书》产生的思想土壤、历史语境、社会生态等，属于四库学研究对象发生学的拓展研究。
（五）“《四库全书》研究”。这是对产生以后的《四库全书》这部书的研究。
（六）“《四库全书总目》及‘总目学’研究”。不仅研究《总目》，而且探究“总目学”，使之成为四库学之核心支柱。
（七）“四库学研究史研究”。这是研究的研究，梳理研究历史，总结研究得失，推进研究发展和深入，并且不断丰富四库学理论。
（八）“《四库全书》与国家人文规划、国家文化工程研究”。《四库全书》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国家人文项目规划工程，也是重大的国家文化建设工程。对它的研究可以为当今以及以后国家人文规划、文化建设提供重要的借鉴作用。
（九）“未来四库学研究”。这既是四库学的展望，也包括所谓“新四库”之类的规划、编纂等。
归纳起来，上述（一）是理论基础研究，（二）(三)(四)是成书研究，（五）(六)是文本研究，（七）是对（一）至（九）的研究，（八）（九）是运用研究或研究运用，由此而归为五大类别，四库学的体系即在此研究基础上逐渐构建并不断完善。
如果从学科门类的层面来划分的话，四库学则又可以分为这样一些领域的研究，这包括编纂学、辑佚学、校勘学、辨伪学、考据学、目录学、版本学、金石学、经学、史学、子学、文学、艺术学、政治学、军事学、方术学、农学、医学、文化学以及思想史、文化史、制度史、学术史、文学史、艺术史研究等。这样，便从学科门类方面构成四库学的另一种体系。此与前者不可相混，否则便造成四库学构建的错杂。
三、建构四库学的作用与价值
出于何种考量而建构四库学，这是四库学研究与发展必须思索的重要问题。四库学的意义是由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的，建构四库学的作用与价值也因四库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显示一些不可替代的若干特征，择其要者有：
首先，通过四库学几乎可以展开对中国古代典籍主体的宏大研究，这是其他任何一个研究对象不可替代的。诗经学之与《诗经》、史记学之与《史记》、龙学之与《文心雕龙》、金学之与《金瓶楼》、红学之与《红楼梦》等，都是以具体一部书为研究对象的。甲骨学、敦煌学所依据的文献虽较为丰富，但与四库学比较起来也是远不如后者的，因为后者几乎包括了中国古代典籍的主体部分——“《四库总目》所录，凡一万零五百八十五种，十七万一千五百五十八卷”，这个巨大的文献量显然是其他研究对象不能相提并论的，更何况围绕《四库全书》修纂的征书、禁毁、初撰提要等所涉及的书目还有不少是在上述范围之外的。作为四库学研究对象至少所涉的一万多种典籍，从其时代而言，上起先秦，下到清中期，这便从浩如烟海的文献总量和绵延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构成四库学研究的巨大武库和展开空间。
其次，通过四库学几乎可以展开对中国古代知识谱系的整体研究，这也是其他任何一个研究对象不可替代的。《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将中国古代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板块，其中经又分易、书、诗、礼、春秋等九小类，史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等十五小类，子分儒家、兵家、法家、农家等十四小类，集分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小类，合为四大类四十三小类，由此形成一个浩如烟海、经纬天地、包举洪纤、综括百家而无所不及的超大型文献宏构和知识宏构。特别是《总目》在以时为经、以书为纬的巨大脉络中，将中国古代经学、史学、子学和文学的历史及其演变做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梳理、大审视，从而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特殊意义的经学通史、史学通史、子学通史和文学通史的书写，堪为书目叙录形式的经、史、子、集之通史。一部皇皇二百卷的《总目》包含四大通史在其中，且在四大通史之下，又细分为四十三个具体门类史，如经学通史下涵盖易学史等九个分支，这样不仅将经学史做了学理上的全面展开和总结，同时各个分支又自成体系，他如史学、子学、文学一皆如是。以此而言，《总目》是一部融贯百史于一体的大通史、大专门史。它对中国古代思想通史、学术通史和文学通史等研究和书写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其贡献是其他任何著作都不可取代的。而四库学研究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宏大的文献体系，而且是一个宏大的知识星系，这也构成它绝无仅有的学术地位和价值。
再者，通过四库学几乎可以涉猎传统中国学的基本门径，这同样是其他任何研究对象不可替代的。张之洞曾说：“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梁启超也指出：“四库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四库全书》诞生于通常所学的乾嘉学术之高峰时期，加之这部规模宏大的古代丛书及其编纂过程包含了中国固有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丰富内涵。不说《四库全书》及其《总目》本身无所不包的丰富内容，单就修书过程之中作为乾嘉学术代表人物的馆臣对中国固有学术运用得炉火纯青，就为四库学研究提供了无限的学术宝藏，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编纂学、辑佚学、校勘学、辨伪学、考据学等等，无一不是它的价值点所在。
四、建构四库学的条件与举措
明确四库学研究什么乃至何以要建构四库学的问题以后，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如何建构四库学的问题。这虽然要涉及“四库学”研究如何展开、如何形成其体系性等，但四库学的建构却又不仅仅限于研究本身的问题，还包含其他一些不可或缺的因素需要考虑。综合起来，可以粗略地认为以下方面是建构四库学的必要条件，相应的建构措施也就随之可定。
理论自觉与研究自趋。要有对“四库学”及其研究领域的深入了解，并在研究界达成大致的认识。这样既避免研究的盲目性，以获得一种理论自觉，确保导向科学性、系统性的研究目标，同时也使学术力量明确共同的研究趋向，形成更为有效的研究合力。为此，首要的事情就是从“四库学”的正名开始，围绕正名展开对四库学本身的深入讨论和反思，才能促使在此基础上的研究成为真正意义的四库学研究，而不是一种“泛”研究。界定四库学的基本研究领域以及梳理各领域之间的内在体系性，也是一项关键事情。惟此，四库学的宏构才能建立起来，学术力量方可自觉地分布于各个领域，促成各个领域研究的平衡发展，使四库学的主干和分支都强劲起来。犹如一个生命体，当其骨骼与机体都凸显而丰满起来时，四库学之树也就根深叶茂。
学术队伍与壮大阵营。要建立一支较大规范且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队伍的规模要与四库学这一宏大研究对象相匹配，同时在较大规模的研究队伍中要有一定数量的大家、名家作为该领域的中坚力量，而且要形成有利于推进研究发展的学术梯队，吸收相关领域的研究力量加盟四库学阵营也十分重。这一方面作为二十世纪“三大显学”的甲骨学、敦煌学和红学，提供了很好的可资借鉴的经验。以红学为例，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鲁迅、胡适、吴宓、俞平伯、顾颉刚、刘大杰、周绍良、吴世昌、吴恩裕、周汝昌、冯其庸、王利器、程千帆、启功等，林语堂、张爱玲、苏雪林、胡风、何其芳、沈从文、巴金、茅盾、冰心、周立波、端木蕻良、杨绛、舒芜、管桦、徐迟、白先勇、高阳、王蒙、李国文、刘心武等，牟宗三、夏志清、唐德刚、潘重规、宋淇、柳存仁、李辰冬、余英时、徐复观、周策纵、赵冈等，这一阵营是红学成为显学的重要标志。自二十世纪以来“四库学”研究也有胡玉缙、陈垣、余嘉锡、郭伯恭、张舜徽、杨家骆等学术大家为之奠基，后来又有崔富章、李裕民、周积明、杨武泉、杜泽逊、司马朝军、黄爱平、张传峰、陈晓华、张升以及吴哲夫、杨晋龙、林庆彰、曾守正等海内外学者的拓展深掘，四库学的大厦也随之渐渐升起。但是其队伍阵容总体上来说还不足，与甲骨学、敦煌学和红学等“显学”地位还不能相提并论。这说明，四库学的推进，一项很重要的举措就是要壮大和提升研究队伍。具体来说：树立一心献身于四库学研究的学术志向，促使更多的“四库学”专门之家不断涌现，由“专家”到“名家”，再到“大家”；广泛接纳包括史学、文学和哲学等学科的学者加盟四库学研究，逐渐走出以文献学为主阵地的状态，以扩大研究领域之途径达到壮大、优化研究队伍之目的；建立四库学学科，设立专门硕士点、博士点，并在本科开设四库学或相关课程，不断培养和输送四库学研究的后备军。在此基础上四库学研究队伍必将不断壮大和提升，四库学作为显学的地位也将随之日益彰显。
平台渠道与建立机制。要尽可能为“四库学”研究搭建良好平台，开辟各种渠道，进而建立系统、稳定、有效的研究机制。（1）筹建研究学会；（2）成立研究中心或研究所；（3）创办学术刊物；（4）举办学术会议；（5）开办研究网站；再加上前所言的建立四库学学科、设立学位点等。以上各方面有的虽已做了一些，例如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这次举办了“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并成立了“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这对推进四库学发展来说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就全国而言，还应该使这样的会议更常态，这样的研究中心更多见。其他有的方面还有完全未能起步的，需要从头做起，已做的则在数量、质量、规模以及经常性、系统性等有待加强。对此，像红学等领域的成功经验是可供借鉴的。红学界在1980年成立了“中国红楼梦学会”，并在不少省市成立了分会。而红楼梦研究中心或研究所更是遍及全国各高校或研究机构。《红楼梦学刊》自1979年创刊，迄今已出170余辑，近四十年来使红学研究有了真正的家园。至于红楼梦的学术会议、研究网站以及学科专业等，都开展得有声有色。正是这些因素保证了红学研究能四处扎根，遍地开花，从而经久不衰。相比而言，四库学的研究显然不会逊色于红学研究，道理很简单，因为一部汇经、史、子、集于一体的《四库库书》，其研究空间和研究价值是绝不会低于《红楼梦》的，这里当然不是贬低《红梦学》与红学的地位，而是以此说明过去我们对于《四库全书》与四库学的研究重视的程度还不够，由此而形成的研究平台、渠道以及所建立的研究机制或远远不如作为二十世纪三大显学之一的红学，所以借鉴红学等领域的研究经验是推进四库学研究的有效举措。
五、余论与反思
还有几点值得补充，甚至理应引起四库学研究者的深入反思。在此，我们引用一些相关领域如敦煌学、红学、甲骨学等方面的有关说法作为参照而生发启示。
周一良先生在《何谓“敦煌学”》一文中曾说：“从根本上讲，‘敦煌学’不是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一门科学。”饶宗颐先生《敦煌文书学序》亦谓：“‘敦煌学’一名，作始于陈寅老，余则谓敦煌写卷只是一堆材料，原无所谓学也。”虽然他们的说法只代表对“敦煌学”的个人理解，但是这种对“敦煌学”称谓的质疑，值得引起我们对一切称之以“学”的研究领域或学科之反思，这自然也包括四库学在内。一般意义的四库研究并不等同于四库学，就像一般意义的敦煌研究不等同于敦煌学一样。同时，我们对四库学也不能有过于一厢情愿的偏爱，并不是在“四库”一词后添上一个“学”字就果真有了“四库学”，而须深入探究其“内在规律”，致力于“成体系、有系统”之“科学”的寻求与建构。通过研究之实绩，真正回答“四库”何以称“学”的问题，并完成四库学的理论阐释和实际构建。
究竟有没有一门“四库学”，如何建构有内在体系的“四库学”，这样的问题不可含糊外，另如四库学的独特性问题同样难以回避。这里，我们不妨看看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对红学的阐释，由此获得我们对“四库学”研究与思考的有益借鉴。他说：“‘红学’是什么？它并不是用一般小说学去研究一般小说的一般学问，一点也不是。它是以《红楼梦》这部特殊小说为具体对象而具体分析它的具体情况、解答具体问题的特殊学问。如果以为可以把红学与一般小说学等同混淆起来，那只能说明自己没有把事情弄清楚。”又说：“在红学上，研究曹雪芹的身世，是为了表出真正的作者、时代、背景；研究《石头记》版本，是为了恢复作品的文字，或者说‘文本’；而研究八十回以后的情节，则是为了显示原著整体精神面貌的基本轮廓和脉络。而研究脂砚斋，对三方面都有极大的必要性。在关键意义上讲，只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虽然，周先生对红学的说法也只能说是一家之言，但他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一门学术或学科，理当区别于“一般”，凸显其“特殊”与“具体”。他否定了三个“一般”，进而强调两个“特殊”、四个“具体”，从而做出红学之为红学的定义。他确立了“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为红学四大支，并厘清了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达到对红学体系的建构。四库学也是如此。它的研究应当在确立其特殊性方面下足功夫，由此建立一门独特之学。没有清晰的边界，没有严格的定位，真正意义的四库学也就无从谈起。
当然，要建立四库学为系统的独特之学，并非易事。上世纪三十年代陈寅恪先生在论及国内敦煌学时提出过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对于我们今天四库学研究同样具有反思的意义。他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人而已。夫敦煌在吾国境内，所出经典，又以中文为多，吾国敦煌学著作，较之他国转独少者，固因国人治学，罕具通识，然亦未始非以敦煌所出经典，涵括至广，散佚至众，迄无详备之目录，不易检校其内容，学者纵欲有所致力，而凭藉未由也。”在当时，国内敦煌学研究反不如日、法、英等“他国”，他讲到两个原因，一个是敦煌文献的客观因素造成的，另一个则是“因国人治学，罕具通识”的主观因素决定的。后者，无疑触及到国人治学的弱处和病根。今之治四库学，道理也是相通的。没有“通识”之学，四库学同样是建立不起来的。任何一座学术大厦，都是研究者辛勤修筑而成的，研究者的高度决定了此一门学术的高度。以此而言，四库学研究者的自身学养即是否具有“通识”之学是至关重要的。而所谓“通识”，不仅需要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和固有之学有融会贯通之力，同时需要对西方理论及其方法深入借鉴以为他山之石。此如甲骨学者在总结甲骨学百年历程时特别讲到“汲取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精华，在研究中取得了超越乾嘉朝代的成就”的成功经验，而时至今日，中学、西学已互为借鉴，渐趋交融，此之大势恰如陈寅恪所说“世界学术之新潮流”。四库学虽然就其性质而言更具中国固有之学之特征，但在现代学术背景下，它的发展仍然需要融入当下“世界学术之新潮流”，而这种“融入”的前提则是研究者当具有贯通中西思想与学术之“通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四库学，才能立足中国，面对世界，成为既有中国气派、又具世界影响的一代之学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