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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舜徽先生的四庫學研究 周國林 邱亞

发布时间:2016年12月21日 15:40  点击:[]

:成書於1947年、刊行於1988年的《四庫提要敘講疏》,是張舜徽先生早年在大學講授《國學概論》時所編的教本,也是張先生四庫學研究的重要著作。該書首取《四庫提要》本書以相申發,次采史傳及前人舊說藉資說明,最後自抒所見以論列得失。該書以講疏的形式對《四庫提要敘》進行全面的解析,不僅為《四庫提要》研究探索了新的路徑,也為後世探討國學的定義與範圍提供了有益的參考。

關鍵字:張舜徽;四庫提要敘;四庫學;國學

張舜徽先生(1911-1992),湖南沅江人,著名歷史學家、歷史文獻學家。他一生治學領域廣泛,涉及經、史、子、集四部,雖不以四庫學名家,但他的四庫學研究成果卻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目前,學術界對張先生《四庫提要敘講疏》(以下簡稱《講疏》)一書已有所論述,而全面總結張先生四庫學研究成就的文章尚不多見。筆者願對此略抒己見,在分析《講疏》的基礎上,結合張先生其他論著中有關《四庫全書》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重要論述,全面探討張先生的四庫學研究成就,以供關注張先生學術思想與四庫學研究的學者們參考。

一、探討《四庫全書》的編撰與《四庫提要》的作者問題

《四庫全書》是我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部叢書,張先生在重視其價值的同時,指出它的實用性不足:“餘弱齡旅居北京,日往北海圖書館讀書。嘗以趙斐雲(萬裏)之介,得入庫觀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後偕謝剛主(國楨)遊杭州,又得摩挲文瀾閣藏本。以為此可壯觀瞻,無裨實用,未嘗重之也。以實用言,則四部常見之書,士子但得後來精刊、精校、精注之本,固勝於此種手寫本遠矣。其中稀見之書、世無刊本者,為數甚少,非人人所必讀。”又認為清人在繕寫《四庫全書》時存在不少缺脫舛訛:“即以乾隆時修此書時,雇公繕寫,期於畫一,日課有程,積年始就。但求書法整齊,裝璜精美,而書中之有無錯字訛體,未暇詳校也。稽之當日文獻記錄:乾隆五十二年六月,駐蹕山莊,偶閱文津閣書,見訛錯者連篇累牘,因令皇子及扈從諸臣計日校閱,得三分之一,並令在京皇子大臣派大小臣工二百餘員重校文淵、文源二閣書。由此可知《四庫全書》寫成之後,其中文字之訛誤舛脫,至為驚人。乾隆帝在避暑熱河時,偶爾翻書發現,始下令進行校對。此乃行之一時,為期甚暫。斷未能組織人力,假以歲月,對七部《全書》進行細校,以復古籍舊觀也。”

張先生還進一步探討了清廷編撰《四庫全書》的用意,他認為其目的主要有二,一是為了羈縻知識份子:“歷代開國之初,莫不設館修書,而宋世為尤盛。……可知諸書之修(指《太平禦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諸書——引者),原以籠絡才智之士,廣其卷帙,厚其廩餼,使卒老於文字間耳。大氐往世天下甫定,莫不大興文教,以安攜貳之心,按之舊事,莫不皆然。若唐貞觀之尊崇儒術,清康、乾之纂修群書,規為浩大,致效尤弘,足以媲美宋初,而用心則無不同,後先相師,如出一轍。”二是為了查禁圖書、控制思想:“封建統治者最毒辣的手段,表現於‘有意識的摧毀’,便是用‘稽古右文’、‘採訪舊書’的幌子,來施行查禁圖書的政策。每逢改朝換代之後,新的統治者顧慮到前朝野史、筆記、詩文之內,包含了不利於己的思想言論,不趁早禁絕,不獨有損新朝的尊嚴,也無法鞏固自己的權位。事實上非進行一次圖書大檢查不可。但是為了避免後世唾罵,不敢明目張膽地去燒書,只得標立一好聽的名目,來愚惑人民,掩飾自己的罪行。我們只拿清代乾隆間修《四庫全書》來看,便可證實當時所燒毀的書籍,是多麼嚴重!……所以《四庫全書》告成之日,也正是古代文獻散亡最多之時。”

至於《四庫提要》的作者,清末李慈銘稱:“《總目》雖紀文達、陸耳山總其成,然經部屬之戴東原,史部屬之邵南江,子部屬之周書倉,皆各集所長。……耳山後入館而先歿,雖及見四部之成,而《目錄》頒行時,已不及待。故今言四庫者,盡歸功文達。然文達名博覽,而於經史之學實疏,集部尤非當家。”張先生不贊同李慈銘的說法,他指出《四庫提要》可以視為紀昀一人之著作:

乾隆中,修《四庫全書》,昀與陸錫熊總其成。錫熊後入館而先沒,始終其事者,以昀力為多。朱珪稱昀館書局,筆削考核,一手刪定;為《全書總目》,襃然巨觀。……朱氏與昀同年進士,又為修《四庫全書》時總閱官,乃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為昀一手所成。”當不誣也。……觀昀自道有曰:“餘於癸巳受詔校書,殫十年之力,始勒為總目二百卷,進呈乙覽。 以聖人之志,藉經以存;儒者之學,研經為本。故經部尤纖毫不敢苟。凡《易》之象數義理,《書》之今文古文,《春秋》之主《傳》廢《傳》,《禮》之王鄭異同,皆別白而定一尊,以諸雜說為之輔。”……據此,可知當日《總目》之分類,類序之撰述,以及斟酌損益、輕重先後之際,皆昀一手裁定,而尤致詳於經部。昀視此二百卷之書,為一己之著作,固明甚,他人又奚從謂為不然耶。蓋當日撰述提要,雖有戴、劭、周諸君分為撰稿,而別擇去取、刪節潤色之功,則固昀一人任之。亦猶涑水《通鑒》,雖有二劉、范氏分任撰述,而後之論者,必歸功於司馬光耳。

清廷編修《四庫全書》、撰寫《四庫提要》是當時政治、學術上的大事,對清代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張先生將其對清學影響歸結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四庫館開,促進了輯佚事業的發展:“輯佚之業,創自宋人。至清世而斯業稱盛,乾隆中修《四庫全書》,實有宣導之功。始安徽學政朱筠奏請開館校書時,即建議從《永樂大典》中搜輯佚書。高宗可其奏,當即派員校核《永樂大典》,並決定編纂《四庫全書》,可知修書之始,即與輯佚相結合矣。……今《四庫全書總目》中標明‘《永樂大典》本’者,皆是也。……而此種輯佚之法,遂為學術界所師效,並推廣其範圍,成為叢書式之輯佚總集。若嚴可均所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七百六十卷,王謨《漢魏遺書鈔》四百餘種,黃奭《漢學堂叢書》二百五十餘種,皆洋洋巨觀,遍及四部。其他卷帙較少者尚多,不煩悉數也。”另一方面,《四庫提要》的寫作,對乾嘉學派的興起有著重大影響:“紀昀校理群書,寫成《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投下了很大精力,苦心考慮了一番的。在整理文獻的工作上,貢獻巨大。特別是提倡實事求是、講求樸學的精神,激勵了當時的士大夫。恰值康、雍、乾三朝大興文字獄之後,學者們相率不敢研究近代史,又不敢談論時政,為了全身避禍,只得將心思才力集中到窮經考古方面去了。乾嘉學派的興起,各種專門學術研究的取得成就,和紀氏宣導之力是分不開的。”

二、採用“講疏”的方式解析《四庫提要敘》

張先生不僅就《四庫全書》的編撰與《四庫提要》的作者等問題發表了見解,還對《四庫提要敘》進行了疏證。《講疏》完成於1947年,刊行於1988年,是張先生四庫學研究的重要成果。該書主要做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疏證《四庫提要敘》的觀點。《四庫提要敘》論述經史子集各部學術源流,莫不高屋建瓴、簡明扼要。也正由於語言凝練,不經過訓釋,初學者不易理解其內容,於是張先生作了一番疏證的工作。如《四庫提要·經部總敘》在論述魏晉以至唐宋的治經風氣時說道:“王弼、王肅稍持異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趙,以及北宋孫複、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張先生作按語如下:

此言自魏晉以至唐宋,治經風氣流於泛雜之弊也。漢儒說《易》,多主象數。魏王弼注《易》,排擊漢儒,自標新學,乃趨於專言名理。漢末經生,多宗鄭玄之學。王肅獨不好鄭氏,為《詩》、《書》、《禮》、《論語》、《左傳》新注以敵之。唐初孔穎達撰集《五經正義》,賈公彥述《周禮》、《儀禮》疏,亦時出己見,於舊注不為苟同。啖助、趙匡說《春秋》,與三傳立異,啟廢傳解經之漸。至宋孫複撰《春秋尊王發微》,劉敞撰《春秋傳》,逞臆見說《春秋》,務以攻擊三傳相高,而穿鑿煩碎之弊日生,此其所以雜也。

通過補充史實,張先生疏解了《四庫提要敘》的觀點。對於《四庫提要敘》中的弘通之論,張先生則予以了表揚。如《四庫提要·樂類敘》說道:“大抵樂之綱目具於《禮》,其歌詞具於《詩》,其鏗鏘鼓舞,則傳在伶官。漢初制氏所記,蓋其遺譜。非別有一經,為聖人手定也。”張先生稱讚道:“此說明通,足成定論。《漢書·藝文志》曰:‘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漢書·禮樂志》注引服虔曰:‘制氏,魯人,善樂事也。’樂事,即指‘鏗鏘鼓舞’而言。舉凡聲樂之節奏,歌詠之高下皆是也。悉賴傳授演習而後得之,非可以言語形容者也。故為之者,但能各效其技而不能自言其義。《漢志》所雲‘世在樂官’,與《四庫總目敘》‘傳在伶官’之語意相同,即荀子所謂‘不知其義,謹守其數,父子世傳,以持王公’者也。其不能筆之於書以成一經,固宜。”

第二、糾正《四庫提要敘》的錯誤。《四庫提要敘》的論斷大體精審,但也有疏漏之處。如《呂覽·察微篇》,《四庫提要·孝經類敘》誤為《呂覽·審微篇》;《楚辭》,《四庫提要·四書類敘》誤為《楚詞》;《新唐書·藝文志》著錄起居注三十八部,《四庫提要·編年類敘》誤作二十九部;《七略》的作者為劉歆,《四庫提要·譜錄類敘》誤以為作者是劉向。

除了有篇名、書名、部數、作者等史實性的錯誤,《四庫提要敘》中的不少觀點也值得商榷。如《四庫提要·法家類敘》稱:“刑名之學,起於周季,其術為盛世所不取。然流覽遺篇,兼資法戒。觀於管仲諸家,可以知近功小利之隘;觀於商鞅、韓非諸家,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鑒彼前車,即所以克端治本,曾鞏所謂不減其籍,乃善於放絕者與!”張先生不同意此種觀點,他在《講疏》中辨證道:“此儒家正統之見,未足以為定論也。諸子之言,皆主經世。各有所偏,亦有所長。苟能取其長而不溺其偏,自能相輔為用,有益治理。曠觀歷代興亡,亦何嘗專任儒術足以致治者乎?……若管仲、商鞅、韓非,皆古之大政治家也。其言治國之理,至明核矣。吾嘗以為載籍極博,而獨乏系統闡發政治理論之書。惟周秦法家於富國強民之道,生財教戰之方,以及黜華崇實、肅化明紀諸端,言之兢兢,自成系統。管仲以之治齊,商鞅以之治秦,雷厲風行,悉奏膚功。而秦皇之一統宇內,立邦治法,一遵韓非之說,此其尤大章明較著者也。……宋人曾鞏,於所撰《戰國策目錄序》中所雲……此乃憤世嫉邪,有為而發,又不可持此以上論周秦法家之書。《四庫總目敘》竟比傅其說以擬議之,非也。”

第三、指出《四庫提要》分類的不足。《四庫提要》採用的是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該分類法的出現是書籍發展的結果。張先生在其《中國歷史要籍介紹》一書中說過:

本來所謂經部、史部、子部、集部的分類,是在圖書日益繁多的時候,為編目方便起見,把它們以類相從,排列起來,易於尋檢。當漢代學者劉歆編定中國第一部圖書總目錄——《七略》的時候,他把圖書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類。六藝,便是後世的經部;詩賦,便是後世的集部,其餘四類,後世合為子部,那時根本沒有統括歷史書籍的部類。這是由於當時記載歷代史跡的書籍,從《世本》以至《漢大年紀》,僅有八家四百十一篇,不能獨成一類,所以推本這種書籍的所自出,附列在六藝的春秋家。到西晉初年,荀勖編《中經新簿》的時候,由於史籍太多了,分其所當分,而合其所當合,便以“甲乙丙丁”四部統括天下群書。不過,當時甲乙丙丁四部的次序,是經、子、史、集,後來東晉李充將子部移後,史部提前,使“甲乙丙丁”成為“經史子集”的順序。從此四部分類法,自唐以後,便一直沿用不改,這都是由於編定圖書目錄的人們,斟酌書籍多少,從而進退分合,來標立名目的。

可見,書籍的分類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時代的推移、書籍種類與數量的變化,後人可以應時制宜、適當地修正舊門類、增設新門類。紀昀在部類群書時,便能注意斟酌損益、應時制宜。張先生在《中國文獻學》一書中指出,《四庫提要》的分類具有以下獨到之處:1、調整書籍部類;2、歸類務求明晰;3、減少每一部類的子目;4、糾正舊目歸類的錯誤。

紀昀部類群書,雖然精到,也難免有不完善之處,綜合《講疏》所言,《四庫提要》的分類主要有以下不足:

1、所立類名有不當之處。如《四庫提要》史部設有政書類,張先生指出,以“政書類”命名不如以“制度類”命名恰當:“《四庫總目》著錄此類之書,惟以有關朝章國政者為主,是也。一類之中,又分細目:首曰通制……次曰典禮……再次曰邦計……此外尚有軍政、法令、考工諸目,以分統專門之書,可雲詳備。顧遵用明人錢溥《秘閣書目》例總題政書,意猶未顯。吾則以為不如創立制度一目以代之,較為允當。且‘政書’二字,所該至廣,如誠循名求實,則《資治通鑒》、《經世文編》之類,何一不可納之政書乎?況史部職官類之後,即繼之以制度類,依事相承,密近無間。禮以義起,不必全襲前人也。”

2、門類設置有不合理的現象。如,《四庫提要》子部設有譜錄類,張先生認為,譜錄類之書均可納入類書類中,而不必別為一類:“宋尤袤所撰《遂初堂書目》創立譜錄一門,《四庫總目》因之,而其實非也。大抵此門之書,皆所以類萬物之情狀,納諸類書,適得其所,自不必別為一類。宋末編書目者,馬端臨猶明斯義,故以陶宏景《古今刀劍錄》入之類書,此正其精到處。而《四庫總目》非之(見譜錄類器物之屬案語),蓋未達斯旨也。《四庫》雖立譜錄一門,而於僻籍小書無可系屬者,往往而窘,附錄《雲林石譜》於器物之末,即其明例。若能統歸類書,則斯弊祛矣。然自來著錄之家,於類書一門,但統錄《書鈔》、《禦覽》諸編,而不復別析細目。惟孫星衍《祠堂書目》區為事類、姓類、書目三種,體例獨善。苟能循斯義例,於三種之外,別增物類一目,則凡譜錄諸書,悉可歸納靡遺矣。”

3、書籍歸類有不准確的情況。如,《四庫提要》置實錄於史部別史類中,張先生指出:“自《隋志》於史部辟起居注一門,而《唐志》因之,《舊唐書》且並實錄入起居注,論者目為一物,而其實非也。考唐初自起居注外,別有實錄,名近而體例不同。……據此,可知起居注但記人君言行,而實錄則由刪錄國史而成。體之弘纖不同,而為用亦異。《舊唐書》以實錄附起居注,非也。惟實錄與起居注俱為編年體,自不得別為門類……《四庫總目》並起居注於編年,是也;而置實錄於別史,則倫類不侔矣。”

三、《四庫提要敘講疏》的學術價值

《講疏》一書,“首取《提要》本書以相申發,次采史傳及前人舊說藉資說明,末乃附以愚慮所及而討論之”,是張先生四庫學研究的代表作品,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具體來講,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探索《四庫提要》研究的新路徑。二十世紀,我國學者對《四庫提要》的研究,以餘嘉錫先生的《四庫提要辨證》與胡玉縉先生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為主要代表。餘、胡兩位先生,對《四庫提要》一書主要作了駁難和訂補的工作,未對《四庫提要敘》進行全面疏釋。在張先生《講疏》之前,雖有周雲青先生《四庫全書提要敘箋注》一書,而該書只有箋注,未能自抒己見、論列是非得失,所以影響不及張先生的《講疏》。餘、胡兩先生對《四庫提要》的整體辨證,旨在匡謬補闕、求真求是;張先生重視對《四庫提要敘》的全面解析,意在合理運用、啟誘初學,二者無疑都是《四庫提要》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次,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簡明扼要地講述中國學術史。《講疏·自序》稱:“往餘為大學文科講授《國學概論》,即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敘》四十八篇為教本。昔張之洞《輶軒語》教學者曰:‘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餘則以為此四十八篇者,又門徑中之門徑也。苟能熟習而詳繹之,則於群經傳注之流別,諸史體例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衍,釋道之演變原委,悉憭然於心,於是博治載籍,自不迷於趣向矣。因與及門講論而疏通證明之。” 《四庫提要敘》本身即是簡明的中國學術史,《講疏》申發其觀點、糾正其錯誤,可以說是修正版的中國學術史。正如周積明先生所說:“《四庫提要》之小序、總序,於數千年之學術,挈其綱領,敘其流變,論其得失,實為一部不可多得之學術史,而舜徽師之《四庫提要敘講疏》,可謂解讀這部學術史的密匙,其嘉惠於後學者,豈淺鮮哉!”

再次,指示後學讀書治學之法。張先生在講解《四庫提要敘》的同時,也注意指導後學讀書治學之法。他在講解《易類敘》時說道:“大抵簿錄群書者,不嫌並蓄;而伏案鑽研者,必有專宗。否則氾濫無歸,終鮮所得,不可謂善學也。清初黃宗羲作《易學象數論》,深斥漢之京、焦,宋之陳、邵,獨取王《注》、程《傳》之說,蓋以魏晉人《易》說,雖祖尚玄虛,而能盡掃象數,獨標卦爻承應之義。視費直以《彖》、《象》、《系辭》、《文言》解說上下經,若合符契,固猶漢師遺法也。乾隆時樸學大師戴震嘗言:‘《周易》當讀程子《易傳》。’(見段玉裁所編《年譜》)然則誦習王《注》程《傳》,固今日治《易》者,守約之道也。”此論雖就研究《周易》而發,推之研讀四部群籍,莫不如此,學者讀書治學,固當博觀約取。張先生在疏解《子部總敘》時也闡發了“博約”之論,他說:“此言經史乃學問根柢,儒家固可與經史旁參。其他諸家,亦各有攸長,不能盡廢也。《四庫總目》卷一百三十六《子史精華提要》有雲:‘四庫之中,惟子史最為浩博,亦最為蕪雜。蓋紀傳、編年以外,凡稗官野記,皆得自托於史;儒家以外,凡異學方技,皆得自命為子。學者雖病其冗濫,而資考證、廣學問者,又錯出其中,不能竟廢,卷帙所以日繁也。’明乎斯旨,而能博收慎取,庶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最後,為國學的定義與範圍的探討提供了一個合理的意見。張先生講授《國學概論》課程,以《四庫提要敘》為教本,表明他認為國學即是經史子集四部之學。國學與西學對立而生,而張先生不以國學自限,他主張相容並蓄、融匯中西。他在講解《天文演算法類敘》時,通過補充梅文鼎事蹟,表達了這種治學理念:“梅文鼎,清初宣城人。……文鼎於天算為絕學,而其所以超軼前人者,尤在能匯通中西,以求其是,而不專己守殘也。觀其所為《中西算學通自序》有曰:‘古數學諸書僅存者,皆不為文人所習。好古博覽之士,或僅能舉其名。數學之衰,至此而極。萬曆中,利氏入中國,始倡幾何之學。以點線面體為測量之資,制器作圖,頗為精密。學其學者,或張惶過甚,無暇深考乎中算之源流,輒以世傳淺術,謂古九章盡此,於是薄古法為不足觀。而或者株守舊聞,遽斥西人為異學。兩家之說,遂成隔礙,此亦學者之過也。餘則以為學問之道,求其通而已。吾之所不能通,而人則通之,又何間乎今古,何別乎中西。’此論至為弘通,足以破深閉固拒、故步自封之陋。其於承先啟後,溝通中西,厥功偉矣。”

作者簡介:周國林(1953- ),男,湖北枝江人。歷史學博士,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北武漢,(武漢市洪山區珞瑜路152號),430079。

邱亞(1989- ),男,湖北陽新人。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