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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學術自省與《四庫全書》的修編 陳曉華

发布时间:2016年12月21日 10:11  点击:[]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北京 100089)

摘要:中國古代學術發展到清代,進入全面總結期。正是在這個大勢下,學術界和官方同時發出了纂修《四庫全書》的呼聲。本文即從學術的自覺檢討、文獻學的總結、學術規範與通則的尋求、學術與政治之間關係就此做出闡釋。

關鍵字:清代學術 自省 《四庫全書》 修編

中國古代學術發展到清代,進入了它的總結期。這個總結體現出極強的自覺與自律特徵,且被政治牢牢鎖系著,學術依違於政治之間。這在18世紀前後表現尤為劇烈。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完成了中國學術文化史上的浩大工程——《四庫全書》的編纂。

有关《四库全书》的研究,多关注《四库全书》及其修书本身,着力于文献学方面。相对而言,有关思想文化层面的研究则较少。而有关清代学术研究,虽然意识到《四库全书》是不可绕过的研究对象,但把《四库全书》放在整个清代学术背景下考察,可开拓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一.學術的自覺檢討

清代的學術總結,是從自覺檢討開始的。四庫開館前的學術狀況是,一方面學術在進行自我反省自我更新,一方面整個社會在進行著具體的學術文化總結工作。

清前期學術自覺檢討的直接原因是明清易代之痛。明朝遺民歸因明亡于學術,重新認識並檢討學術。同時,清朝在積極營建自己的新王國,構建新氣象,對學術提出了與自己統治相適應的要求。二者互動產生的合力,令學術悄然變化。

明代陽明心學發展到明末,早已走向了空疏,明人刻書就是這浮泛世風的有力說明。明人刻書可謂歷代最糟糕的一朝,有記載言“蓋明季士風浮偽。喜以藏蓄異本為名高,其不能真得古書者,往往贗作以炫俗,其不能自作者,則又往往竄亂舊本,被以新名,如是者指不勝屈”,故明人刻書有“書亡”之稱。而明季士大夫又多為陽明末流的追隨者,紛紛“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學問空疏,見解迂淺,卻好名過分。一時詭辯空想充斥社會,家國大事反而踐行不夠,所謂“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

“在學術史上,每當一種學術形式走向極端而趨於沒落的時候,它必然要向其相反的方向轉化”。因此一些才智之士,在明亡後,躬行實踐。他們考察山川形勢,民物風情,宣導經世致用的實學,著于文寫於書,奮臂以振陽明心學的流弊。顧炎武認為君子為學,在於明道,在於救世。弄詩為文,只不過是雕蟲篆刻而已,於國計民生並無多大益處。黃宗羲要求經史並重,同時也並不完全拋棄思,學而不思則學問流於俗氣,以經史為基礎的思既會讓學問精進,又使學問境界更高。對於先儒所為經術本旨,李顒有更深刻的認識。他認為聖賢立言的初心,為國家期望的本意。在對儒家經典的理解和認識上,主張從小學入手,用訓詁名物的方法達其真義,以經學救濟理學之窮。當時才俊之士“痛矯時文之陋,薄今愛古,棄虛崇實,挽回風氣”,學術為之幡然一變。於是,清初出現了“諸儒,以實踐實用之學相倡率,一時風靡景從,明季詭辯空想之弊幾絕”的良好學術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