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提要劄記 李立民 林存陽
On Reading Of the notes in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Si Ku Quan Shu Zong Mu
李立民
lilimin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近日，讀中華書局整理本《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提要，所得甚多。與相關著述對讀後，將有感之處凡數則札記於下，或於《四庫全書總目》研究之深入，有所裨益。未及深考之處，以求諸師友賜教。
一、職官類提要辨正一則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職官類·宋程俱撰《麟台故事》條，提要云：“《玉海》載元祐中宋匪躬作《館閣錄》，紹興元年程俱上《麟台故事》，淳熙四年陳騤續為《館閣錄》。蓋一代翰林故實，具是三書。”又周必大撰《玉堂雜記》條，提要云：“洪遵《翰苑群書》所錄，皆唐代及汴都故帙，程俱《麟台故事》亦成於紹興間。其隆興以後翰林故實，惟稍見於《館閣續錄》及洪邁《容齋隨筆》中。得必大此書互相稽考，南渡後玉堂舊典亦庶幾乎厘然具矣。”據此，四庫館臣將宋匪躬《館閣錄》、程俱《麟台故事》、陳騤《南宋館閣錄》俱視為記“一代翰林”之舊典，且與周必大《玉堂雜記》互為參稽，一體構成了有宋一代紀“翰林”掌故的重要文獻。
但事實上，有宋一代“館職”與“翰林”是兩個不同的職官體系，其各自的職掌亦有不同。宋匪躬、程俱、陳騤三書屬於紀“館職”典故之書，與周必大《玉堂雜記》專記“翰林”故實者性質迥別。對此，清儒錢大昕亦云：“宋時翰林與館職各有司存。……宋匪躬之《館閣錄》、羅畸之《蓬山志》、程俱之《麟台故事》、陳騤之《中興館閣錄》，此館職故事也。……翰林掌制誥，館職典圖籍，班秩不同，職事亦異。”而學術界目前有關《四庫提要》的考證著述中，如胡玉縉先生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余嘉錫先生的《四庫提要辨證》等書於此條均未有涉及。
宋代“館閣”之建置，始沿唐、五代之舊，設有昭文館、史館、集賢院，時稱“三館”。太宗時，“太平興國二年，始建崇文院。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皆總為崇文院。”端拱元年（988），又在崇文院中增置秘閣。故三館、秘閣之官均稱為“館職”。其中，昭文館設有學士、直學士、直館、判昭文館事，“掌經、史、子、集四庫圖籍修寫校讎之事。”史館設有修撰、直館、檢討、編修、判史館，“掌修國史、日曆及典圖籍之事”。集賢院設有學士、直學士、修撰、直院、校理、判集賢院事，“掌同昭文”。秘閣設有直閣、校理、判秘閣事，“掌繕寫秘藏，供御典籍圖書之事。”神宗元豐五年，又改崇文院為秘書省，設有秘書監、秘書少監。其下設秘書丞、著作郎、著作佐郎、秘書郎、校書郎、正字，“掌凡邦國經籍圖書，常祭祝板之事。”至此，有宋一代“館閣”建置已初具。程俱《麟台故事》之“麟台”，據《通典》載：唐龍朔二年，改秘書省為蘭台，“咸亨初復舊，天授初改秘書省為麟台，神龍初復舊。掌經籍圖書，監國史。”則宋人所謂之“麟台”，即“館閣”之雅稱。《麟台故事》與宋匪躬、陳騤所著兩書當同為記宋代“館職”之典。
關於宋代翰林之制，宋初亦沿唐制，設翰林學士院。其職官設置有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知制誥、直學士院、翰林權直、學士院權直，“掌制、誥、詔、令撰述之事。凡立后妃，封親王，拜宰相、樞密使、三公、三少，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加封，加檢校官，並用制；賜大臣太中大夫、觀察使以上，用批答及詔書；除官用敕書；布大號令用御札；戒勵百官、曉諭軍民用敕牓；遣使勞問臣下，口宣。凡降大赦、曲赦、德音，則先進草；大詔令及外國書，則具本取旨，得畫亦如之。”可見，草詔命是宋代翰林的主要職掌。故宋代翰林之地位日隆，時人云：“國朝陪乘，皆差翰林學士。”而周必大《玉堂雜記》之“玉堂”實乃“翰林”之別稱。據洪邁《容齋五筆》載：“國朝太宗淳化中，賜翰林‘玉堂之署’四字。其後以最下一字犯廟諱，故元符中只云‘玉堂’。”慶元五年九月，“詔學士院創蓋玉堂殿，止用玉堂名。”則周必大與宋匪躬、程俱、陳騤三書所記職官顯然有別，並非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言為一脈相承的關係。
綜上，宋代“館職”與“翰林”分屬於不同的職官體系，不僅各自的建置不同，且其職掌亦迥別。“館職”主要掌圖書之典藏與編修，而“翰林”則主要負責制誥之草擬。“館職”的選拔甚嚴：“國朝館閣之選,皆天下英俊,然必試而後命。”一經選為館職，便有可能進階為“翰林”，再而拔擢為宰輔。故宋代士人很看重館閣之選：“夫宋世重館閣之選，教授職清事簡，且可由是以躋禁近，故有薄縣令而希得之者。”
“館職”與“翰林”雖然各有司職，但“館職”有時也由翰林官兼任。如太宗至道年間，“宋白以翰林學士承旨兼秘書監”。翰林官也有參與館職修書校勘事務者。如扈蒙，“太宗即位，召拜中書舍人，旋復翰林學士。與李昉同修《太祖實錄》。”宋綬“累遷戶部郎中、權直學士院，同修《真宗實錄》”。天聖二年六月，時官翰林學士院知制誥的宋綬還參與了《南北史》、《隋書》的校勘事宜。天禧四年，翰林學士楊憶、錢惟演、知制誥劉筠、晏殊等還參與了御集箋解、注釋的工作。
宋人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史部職官類的“館職”、“翰林”兩類文獻，都沒有將之混雜著錄。然宋元間馬端臨撰《文獻通考·經籍考》，史部職官類中卻將洪遵《翰林群書》、《翰林遺事》錯置於“館職”類文獻《麟台故事》、《中興館閣錄》之間，則已有所失。《四庫全書總目》沿馬氏之例，在李肇《翰林志》後依次編為程俱《麟台故事》、洪遵《翰苑群書》、陳騤《南宋館閣錄》、周必大《玉堂雜記》四書，與“類目既分，學術自明”之旨顯然有違；而提要中竟將館閣類文獻認為是紀“一代翰林故實”之書，實際上是疏于對宋代職官的考證，從而誤將“館職”等同于“翰林”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