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四庫全書總目》對西學的誤讀及其成因探微——以耶穌會士所翻譯

亞裏士多德著作在《四庫全書》中的反映為例張永超*

摘要：明清之际以耶稣会士为中介中西文化得以再次交会，《四库全书》对西学文献之收录囊括了天文、地理、音乐、历算、水利、伦理学等56种著作。以耶稣会士所翻译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在《四库全书》中的反映为例，尽管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与介绍涵盖了逻辑学、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形而上学，但是在《四库全书总目》却统统不予收录：对于逻辑学不予关注，其它著作不予收录；涉及到天体论、灵魂论的著作仅仅存目并予以批评排斥。基于《四库全书总目》对西学的看法与评价，可以看到其误解有三：第一、学术不分：以术为学舍本逐末。第二、宗教迷雾：佛耶混同、误把天主等同祅神。第三、愚昧自封：误以西学源自中国。此种误解的深层原因在于中西思维方式的歧异，一个注重即体即用，道器不离；不做感性与理性的明显区分，更强调直觉、体悟，不重视语言、逻辑和论证，注重力行和实用；另一种思维模式则是二分的思维，注重分别，注重分科治学，注重怀疑、探究、推理、论证；注重对问题的分析，注重对本性和偶然、精神的灵魂和物质的身体、创造者和创造物的区分，因此追求对一、对永恒的理性探求和追寻。

关键词：四库全书西学观亚里士多德思维方式

乾隆朝主持出版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四库全书》收录书籍3461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总计10254种，172860卷（据《四库全书总目》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65年版），据陈垣先生对文津阁四库全书统计为36277册，2291100页；值得留意的是在这庞大的书库中，收录了数十种传教士著作，涉及到了音乐、历史、地理、几何、天文、宗教、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形而上学、逻辑学等内容，有些存目，有些收录原著。为了探讨乾隆朝的西学观，作为全书的编选说明与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备受人关注，成为重要文献依据。

在《总目》卷125子部35杂家类存目2：浦汛际《寰有铨》•六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对《寰有诠》提要说明后有个案：“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其书本不足登《册府》之编，然如《寰有诠》之类，《明史•艺文志》中已列其名，削而不论，转虑惑诬，故著於录而辟斥之。又《明史》载其书於道家，今考所言兼剽三教之理，而又举三教全排之，变幻支离，莫可究诘，真杂学也，故存其目於杂家焉。”其中“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一句颇令人注目，固然提要本为集体成果，很难说是具体某人所写；但是，作为官方丛书，审核认可并出版，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句话代表了乾隆朝正统的西学观。

但是，问题在于，乾隆朝对于欧罗巴人的“学”是如何理解的？乾隆朝所“禁传其学术”所禁的又是何种内容？这是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分析的。本文基于学界对于16-18世纪西学东渐的研究，试图理清当时乾隆朝前后有机会看到的西学文本；尤其是以亚里士多德著作为例，试图分析为何《四库全书》对于亚里士多德著作不予收录，存目部分也多是以批判排斥的态度保留下来；为何会这样？作为西学的奠基性内容，为何中国人对亚里士多德如此冷漠？有机会相遇却无缘认识？在对西学的误解中，本文试图探究其深层原因。